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21期P18,有删节
一朵乌云 刘震云是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的师兄。那所学院位于京郊，只是一座矮矮的瓦灰色小楼。校园只有几棵孱弱的杨树和一片还算茂盛的藤萝架，常见震云和做律师的太太抱着美丽的女儿妞子在这简朴的校园徘徊。刘震云家所住的《农民日报》社离鲁迅文学院很近，他家没有花园，便把校园当成自家花园来闲逛。
刘震云喜欢开玩笑。他开起玩笑来不动声色，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刘震云的话永远让人辨不清真假。”所以即使他说真话的时候也没人把它当真。他的性情如他的名字一样，沾染了一些云气的氤氲与逍遥，当你认为看清他时，其实他还十分遥远。
刘震云走路有些仄着身子，看上去就像个农民劳作了一天从田里归来。他的一口纯正的河南腔还带着那块土地的麦场被夕阳灼过的气息。常听他谈起外祖母，他对她非常敬佩和热爱。记得有一年春季他外祖母去世，他从河南老家奔丧回来，在电话中很伤感地说了一句：“我有大不幸了，我姥姥去世了。”那一瞬间他委屈得像个孩子，好像他外祖母领着他出去拾麦子，不负责任地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给抛到野地上了。
毕业之后见刘震云的机会便少了。倒是常在电视上看到他在做各种节目的嘉宾，还很恶心地在《甲方乙方》中过了一把电影瘾，饰演了一位失恋者。刘震云在电影中的表现可以用一部名著的篇名来概括：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刘震云是一个清醒理智的人，但这一次却是把戏做过了头。当我这么说他的时候，他很理直气壮地辩白：“葛优说我没准能拿个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呢。”我想这是刘震云接受批评的一种表达方式。
刘震云是个看上去很舒服的人，极易接触，所以他人缘不错。他的身上既有农民式的纯朴，又有农民式的狡猾，而这也仅仅是一种直觉。但愿刘震云能够做一朵乌云，当闪电击穿它时，会有倾盆大雨。没有雨意的云彩只是晴朗的一种点缀，而乌云却能在天地间制造一种独有的气势和声音。
闲适的苏童 苏童曾在《钟山》做过编辑，编辑过我的一部中篇，所以我该称他为“老师”的。他那时精力充沛，不但写出了一大批令他大红大紫的作品，而且在做编辑上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大约也可以看出苏童为人为文的“诚恳”。最早见他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得了，苏童看上去有点“腼腆”，在公众场合的话语似乎也不多，他的形象可以用如今比较时髦的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酷”。他的“腼腆”，使他相貌上的“酷”得到了最好的收敛，所以苏童才成为“书生”，而不是演员。
我与苏童开过几次笔会，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贪吃”，我与他一样有“贪吃”的同好，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和他邻座，两个饕餮之徒都虎视眈眈地盯着美味佳肴，它被“消灭”的速度可想而知了。
笔会上的苏童非常喜欢打牌。他与兆言和格非凑在一起，会打得昏天黑地的，全不把优美的风景放在眼里，也不想着该出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雨露阳光。所以我曾戏谑他们要在青山绿水间把自己给打傻了。苏童还特别的“懒惰”，那一年我们去黄山，我们早已经到顶峰，两小时后，苏童才姗姗登临，一脸的痛苦状，抱怨这山太高。我说他这做派很像一个地主，大约要有几个长工抬着滑竿，再有几个丫鬟拿着摇扇为其驱热，他才来得惬意。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了。
也许是同龄人的缘故，我很关注苏童的创作，他的作品既是写实的，又是浪漫的。他的新作，我只要能见得到，一定要读。我喜欢他的小说。比如发在《收获》上的《两个厨子》，《钟山》上的《白雪猪头》，《天涯》上的《一九七三年深冬的一个夜晚》，这些作品都是苏童的近作，我觉得它们非常扎实，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可感可触。所以，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对苏童作品的评论，说他的近作不如从前，我觉得是不客观的。要知道，苏童走红的那些年，很多人也未必认真读了他的作品，而是跟着媒体人云亦云。而现在认真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才敢来“发言”的批评家也越来越少了。文坛已经相当浮躁了。当然，一个作家一直保持着创作上旺盛的激情是不现实的，谁都有创作的高潮和低谷。我们用不着怀疑一个优秀的作家，用不着为着一个作家极个别作品的“平淡”而大惊小怪。
还有两件小事值得一提。有一年，我因自己的一本书被出版社恶意篡改而与之对簿公堂，法庭需要一些作家提供的关于这类事对一个作家“名誉权”的影响，我给苏童写了一封“求助信”，他很快写来了与之相关的文字，并说他的作品也曾有过类似遭遇，提醒我打官司要“酌时酌情酌力而定”，使我一直心存感激。还有一次，我们在海南参加《天涯》的笔会，一天傍晚，一行人在海边散步，李陀先生忽然指着前方的苏童说：“你们看他，像不像一只虎头鞋?”李陀把苏童与憨头憨脑的虎头鞋联系在一起，的确十分传神和精妙。我们大笑起来。
素面朝天毕淑敏 齐耳短发，白皙红润的脸色，善意的双眸，黑色圆口拉带布鞋，白底带着蚕丝一样细的黑纹棉布夹克，这就是毕淑敏就读鲁迅文学院时留给我的印象。她在装束上那么普通，走在大街上，你确实很难想象她就是享誉文坛的作家毕淑敏。她钻菜摊，站在公共汽车站牌下，跻身于商场等等，确实与别的妇女相差无二。这也就是毕淑敏的平常，同时也是不平常之处。我觉得，那些装束上很前卫，言谈举止很新潮的女性，其骨子往往却是计较、琐碎、世俗的；而装束庄重、言语谦和的知识女性，其灵魂深处才真正拥有对世俗生活的批判力量，对艺术探索的执著和标新立异。
谦和的毕淑敏在研究生班里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身为医生的她，对待同学们各种身体不适的咨询总是显得那么有耐心，而且还积极地带一些药送给同学。她总是笑微微的，雍容大度，从未听说她与谁隔阂或者给谁难堪过，可以想见她良好的修养。
算起来，与毕淑敏三年同窗的交往是极为有限的。真正交往却是在毕业之后。虽然这时也较少见面，但电话却成了联络情感、交换创作想法的好方式。我只要去北京开会，总要和她联系一下，彼此聊天，谈身体，谈现状，谈未来，谈创作，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记得1997年盛夏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当夜毕淑敏来看我，惊呼美利坚的太阳把我晒得又黑又瘦，我说美国的物质文明实在高得难以攀比，但它们的山水，却是不敢恭维，没有国内的有味道，科罗拉多河和大峡谷实在没有在美国西部片中看到的那么壮观。毕淑敏便提起不久前有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在纽约召开，邀她前往，而会期只有三天。毕淑敏说她决定不去了，理由是刚到那里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得登机返程。毕淑敏笑言：“美国搁在那儿，又跑不了，以后再说吧。”这是我印象中的毕淑敏说过的最豪迈最幽默最有寓意的话了。把它套用她的文学观，我想也一样适合。那便是从容、不急不躁、自信和有耐性。
毕淑敏的生活经历我想很多热爱她的读者比我还要熟悉。她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青年时代到了西藏当兵。毕淑敏是个飒爽英姿的女兵。然而在雪域高原上，恶劣的气候对女兵来讲怎么都是一种摧残。然而她挺了下来，不仅挺了下来，还将这种苦难变成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使经过了净化的灵魂得以在京城无边的烟尘和喧嚣之中，流淌出那么多有关西藏、有关生与死的凄美故事。苦难之于人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种是对生活永久的怨艾和变本加厉的报复，一种则是对生活的珍惜和积极的不遗余力的创造。毕淑敏属于后一种，她用自己的笔，使那片雪域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梦想和圣地，而不是埋葬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