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0年代的中学生活
　　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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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中，叫黄河中学。这个名字挺大气，黄河中学。
　　黄河中学其实只是一家乡村中学。不过，在葛套读初中的时候，我可是做梦都想着黄河中学的。1973年的高中招生是考试录取，我在去黄河中学参加考试的时候，还是1972年的冬季，天气好象很冷，我穿着一件破棉衣，带着母亲做的饼子和2个煮熟了的鸡蛋。黄河中学被我考上了。算我运气好，如果错过了这样的时期，我肯定与黄中无缘了。春节前，我的入学通知发下来了。给我送通知的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也是我初中的班主任薄老师。那天，我们的草房里正在升腾着1972年旧历年底的炊烟，那天，父亲和母亲正在用玉米面和红芋干面蒸团子。我们请薄老师吃饭，薄老师没有吃，就走了。薄老师走了，把17岁时候的梦想丢给我了。薄老师是我初中生活里印象最深的老师，我初中毕业后，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授业的老师。
　　过了春节不久，我就去黄河中学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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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中在古老的黄河故道的岸边。
　　我去报到那天，有风。那些风，吹的脚步有些轻捷。学校门朝南，门两旁，有用红纸写的欢迎的标语，那字用笔很有些意味，骨力劲，将军一样。在我的有限的对书法的观摩的历史中，我是第一看到这样的笔墨风格。我背着我的包裹，看学校里那条南北方向的沙土路上走着的属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学生和老师。那些学生和老师衣着朴素色彩单调。他们做着那个时候的学生和老师我不知道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还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在那时我是兴奋的，尽管我的兴奋对于那个世界来说或许有些微不足道，可是，对于我来讲，我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校，就是如一个成语所说的那样，梦想成真。是啊，我梦想成真了哎。在葛套这样的一个村子，我知道有20多个和我一样毕业的初中生，他们也想到这个学校里来念书而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我进入校园。校园里栽的柳树，杨树，法桐等还在残冬的深睡里没有苏醒，校舍是瓦房，应该有四排教室，两排宿舍，一排教师宿舍，一间小的教师食堂，一间大的学生食堂。这些分布在学校中间的那南北路两边。现在回想起来，好象有些黑白照片的漶漫和朦胧。就象我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来回忆我的少年时代，那些曾经的事情曾经的场面曾经的生命竟然感觉得有些虚假一样。可是，可以担保，那些建筑，真的存在过，真的曾经是我们的活动的舞台，不管在30年过后他们还是否存在。
　　而且，走到校园的最后，是简陋的乡村中学的厕所，我们报到的那天，我就看见一个老师，在从后面的厕所里往外打扫粪便。我说他是老师，是凭我的感觉，我感觉那个背着粪筐的人应该是一个老师。在那个时候，有学问的背粪筐是那个时代的赐予。后来，我知道，那个老师叫邵则锋，原砀山中学的教务主任，解放前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是个在文化革命中被革命的对象。文化革命开始就是是对有文化的人革命。因此，邵老师就掏厕所。不过，我刚进入学校，我看到的是学校的许多年长的同学。学校的墙壁上有墙报，用白纸、红纸、毛笔做成的。墙报上有那时的老师和学生的文章。我不知怎么的，突然想到，我会在这个墙报上把我的文章登出来。我有些年轻人的虚荣和好胜。
　　我住在一个三间房的宿舍里。我们那时还做不到每人一张床，我们是三人睡两张床。我们三班的宿舍里睡着近60多位从全公社来的高一新生。睡在这里，离开葛套并不远，可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葛套，我睡在一个对于我来讲，有些陌生的环境里，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听附近的村庄里有雄鸡长鸣，对葛套竟然有种说不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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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教室在第二排校舍，我们这届黄河中学的高中生三个班级，从西往东1、2、3班，我在三班。我们东面还有一个高二的班级。班主任姓张，教物理。张老师是皖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家在农村，在农村住着他的夫人和孩子。张老师是个面色严厉其实慈善的人。那时我在班级里任生活委员，诸如每天的扫地，打水，抬饭，收取生活费等琐碎事情都属于我的管辖范围。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张老师就跑到宿舍，走到我睡的床前晃动我的头，起床了起床了。
　　我们就起床。我们要先去两个人到学校的水井里弄一大木桶凉水抬到宿舍门前，然后大家用陶制的水盆洗脸。那些水盆原来是每人一个的，可是，不知怎么的，越来越少，到后来就大家共用。结果，我们在1973年夏季，患沙眼病，眼睛红，流泪，睫毛倒长。上课也不安心。季老师是学校的校医，季老师有些清瘦，还有些幽默。他给我们刮沙眼。把我们放到一张床上，手术的过程好象不长，有点痛，可是，有些得意，因为我们相信季老师，季老师常常用英语教导我们要狗得狗得丝大得。那些日子，我还要点一种1毛钱1小瓶的眼药水，我点眼药水的技术很高，我可以在课堂上坐着自己给自己点眼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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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语文老师是葛家庆。想到这位老师，我会想到费祥。不是葛家庆老师象费祥，应该是费祥象葛老师。因为葛老师现在应该有60多岁了。他长的细长，白皙，说南方的蛮话，在我们那个地方，江南的话是蛮话，说蛮话的我们称为蛮子。当然，我们是被称为侉子的。葛老师走向讲台的一刹那间就注定了他在我们心目中的蛮子地位。多么书生的一个蛮子啊。《驳马立克》，驳，是驳论，马立克，是苏修外交部长。我们那时学的就是这样的课文。我们在一开始听他的课时，要把耳朵听得很紧张。我们集中精力，听他的南方口音，他喊我的名字常常是把于吉瑞说成YUJIERUI。 不过，习惯了，就觉得葛老师还真是有水的。葛老师是我的恩师，他总是在上作文课的时候拿我的作文当范文读，使我在黄中的时候老是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且，葛老师说，别人能做到的事情，你为什么做不到。他的意思是，别人能当作家，你就应该能当作家的。葛老师的鼓励常常让我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我和几位同学成立学校写作组，大约和现在的文学社差不多，我们不切实际地做作家梦，写小说写诗歌写剧本甚至写演唱词，写了就自己用白纸糊信封，然后把写的狗屁文章装在里面，然后把它们投入信筒里。好歹那个时候对业余作者有个优惠条件，往报刊社投稿是不用贴邮票的。我们投稿后就等啊等的，梦想有一天自己的文章在省报的副刊上刊登出来，如果那样的话，就可以赚一些尊敬的眼光。不过，我们的努力好象没有打动上帝，我们只能收到一些千篇一律的退稿函，有时报纸给寄发一些《工农兵通讯》一类的小册子。让我们学习。直到我从黄中毕业了，安徽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才给我发了一个诗歌留用的通知，使我在乡村的路上走着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还是诗人。
　　其实，我哪里是什么诗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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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时，学习文化和劳动，好象都重要。
　　劳动课是，在学校里种菜，浇水，打扫卫生；在校外帮园艺厂给梨花授粉或者锄草，要不，到农村去帮生产队秋收，去割豆子什么的。那时我们好象很开心。文化课学习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们不用考虑考试的事情。我们毕业后注定回乡去劳动，我们不想大学，我们也不会恋爱。我们当然也梦想到城市里做一个很牛比的工作人员，吃硬本。可是，我们是农村的孩子，我们命中注定要和泥土打交道，臧克家写的《三代》那时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赵立亮看图书馆，我和赵都是写作组的，我可以腐败一下，自己到图书室里翻书看，那时好象也没有多少书，诗歌就找到贺敬之的《放歌集》，还有臧克家的一本诗集，在那本破旧的诗集里读到《三代》，竟然让我看到了我可能的一生的命运，小时候，在土里洗澡；长大了，在土里流汗；老死了，在土里埋葬。我觉得臧诗人真是了不得，在21个字里能写出我的一生的命运。正是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有宿命般的预测，因此我们并不患得患失，我们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也保持着一种默切，我们去改天换地也很英雄的啊。
　　因此，我们有些喜欢劳动课。劳动课可以让我们距离自然和快乐更近些。春天，黄河故道梨花飘香，万木抒情。我们在那时的作文里就这样写。我们能够在自然里让梨花熏陶我们，觉得是快乐的事情。我们那时单纯，单纯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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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时，好象也有爱情。
　　不是好象，是确实。不过，我们的爱情很含蓄。从表面上看，我们男生女生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接触。座位男生与女生分开的，吃饭的时候，男生打饭，女生总是远远地等着，想那时我们那些男生很不绅士，竟然不懂得女士优先的道理，我们从古老的黄河岸边走来的一群男生，多少都带着些大男人的意味，尽管那时我们还算不上大男人啊。我们把饭盛到碗里，女生们才袅娜地走来，女生们好象饭量不大，可是，都是大瓷缸，女生们把菜或者咸汤盛到瓷缸里就回宿舍去吃，女生们吃饭应该也是文雅的样子，不该被我们看到的。我们男女同学之间好象不说话的。
　　不过，还是有爱情产生出来。班里说班长韩二豹子和张淑品在恋爱，我还有些信疑参半，直到一天晚自习的时候，我偶然看见他们在走廊里暗影里嘀嘀咕咕，我才感觉到有些意思了。我总是有些迟钝。班级里，关于男女生之间的传说和许多地方都一样，我也被传说过，不过，天知道，我窦娥一样冤。因为，尽管我也喜欢过一个女孩，可是我自卑地要命，我竟然不敢和那个女孩说话，我见了就心慌脸红，说话结巴。
　　我那时真是笨的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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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太阳要落下去了，夕阳把黄河故道烧的通红。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河道里洗澡。从黄中到黄河的废弃的河道大约只有200米的距离。那条季节河在夏季的雨水滋养下宽阔清亮。河的两岸是无边的绿色梨园或者苹果园。河滩是从黄土高原上被700多年前的河水搬运下来又沉积下来的沙滩，那些细软的沙滩上好象只有些茅草，稀稀拉拉的，脚踩在沙滩上，柔软地舒服。
　　把我们自己脱光。我们是一群自然的赤子。在河水里。大声地叫喊，打水仗，扎猛子，狗爬式游泳或者仰泳。那个时代里，这是我们最自由最快乐的关于河水的乐事。我们在河水里似乎还保留了一种原始的野气，在不远的桥上有女子走过，我们会大声地嗷――嗷――地怪叫。河水从我们四肢间滑行，从我们头发间滑行，我们从河水里走上岸，我们被夕阳染成铜色，我们觉得我们身体透亮，我们思想透亮，我们的风透亮，我们的岁月透亮。多么透亮的记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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