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居民
　　
　　1971年初，工厂开始在下乡知青中召工了，再早，部队还在知青中召过兵。但是，在当时，能够从这两条路子离开农村的知青很少, 而我们这些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没有关系的知青就更没有指望。就在这时，上面来了个新的政策，病残知青可返城，但不安排工作单位，回下乡前原来户口所在街道自谋生路。这其实就是回城拿个居民户口，当个“居二哥”。
　　前两年不得已下乡后，我就说我有风湿关节炎，加以我又是戴着一副眼镜的高度近视，所以，生产队也就不派我干下田、挑粪等重活，而是和婆婆大娘一起做些锄地扯草割稻麦之类的轻活。但就这些活路，我也干不赢那些婆婆大娘，所以我的工分在很长时间内最多只能拿7分，还赶不上一个拿8分的“半劳动”，这与我的体弱多病倒也相称。显然，农村对于我来说，一开始就认作是不得已要呆上几年的地方。因此，有了这样一次离开农村回城的机会，我便不管顶着个“病残”回城后命运如何的难以预料，毫不犹豫地作了决定，心想反正只要能够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当“农二哥”就行。
　　按规定，提出申请的知青要进行体捡以证实是否够得上“病残处理”的条件。于是，在那年一月份的一天上午，我从公社得到体捡通知后就和下乡前高中的同学“草上飞”（他说他有心脏病等病，虽然在学校时他的跳高和短跑数全班第一，得过校运动会百米短跑第二名――“草上飞”的外号因此而来）一起赶到体捡的地方――城区东方红航运小学校。
　　那天的天气是乐山冬天常见的阴天，天空阴沉沉灰蒙蒙的。到那里一看，各色知青人等约有二、三十个，有戴着深达1200度的“酒瓶儿底”的“眼镜儿”，有瞎了一只眼睛的“独眼龙”，有一只手的手指打不伸的“扎手儿”。我呢，申报的是“高度近视”外加“类风湿关节炎”。知青们聚在院坝中，一个二个看上去灰溜溜的，如同天空一样。大家同病相怜，表情复杂地交谈着。“扎手儿”说；“人家都是考工人，考兵哥，只有我们――考居民。”说得大家苦苦的一笑。
　　一会儿，进来了一位女知青，人长得漂亮，衣着尤其鲜明，与我们的形象形成很大的反差，为那阴沉沉的“考场”突然增添了一个亮点。她走起路来，右脚有点跛。一位和她同在一个公社的知青说，她一次在锄地时，附近生产队的几个农民赶埸回家从她身旁路过，盯着或拿锄刨地，或依锄而立的她看了半天后，一位农民突口而出：“半截子美人！”――意思是她上半截美丽下半截不巴适。跟她一起干活的妇女们听罢，全笑了起来。她红着脸，“呸”了那个农民一声，算是默认。从此，“半截子美人”的外号就在她那个公社广为传播，成为农民和知青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之一。更有一位酸知青抄了几句古诗加以调侃：“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幞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不想这几句诗还在那个公社流传起来，大大提高了“半载子美人”的知名度。
　　体检开始了，依次序，我和“草上飞”一起进了一间用办公室改作的体检室，室内两张桌子对着拼在一起，一条长椅，几只凳子，没见到什么大的设备。给我们进行检查的是两位中年女医生，对我们很和蔼。一位医生用仪器检查仔细我的眼睛（我是第一次见到用仪器来对付我的眼力），询问我的类风湿关节炎病状（我说，可能是家族病，因为我两个哥哥都患了类风湿关节炎，都成了残废）。她在检查过程中，没有下任何结论，作了记录后，便叫我回去。另一位医生则认真地用听筒听“草上飞”的心音，问了些情况，作了记录，同样没有告诉结果。捡查完后，我和“草上飞”正准备离开，这时，进来了两位女知青，其中一位就是那位“半截子美人”。同我们一身的老蓝布学生服相比，着一身时新白大衣的她，显得太漂亮了。两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眼色，低声说：“又不是过年过节，打扮得那个样子漂亮干啥子。”
　　我们出来后，遇到了一位被架架车拉来的女知青，她睡在一副担架上，一床白底子的绵被半垫半盖。她人长得很秀气，但脸色苍白如雪，神情悲戚，活突突的一位林黛玉。拉她来的是她父亲和母亲，她母亲说，她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已经在床上睡了半年多了，吃饭都吃不得，床都起不来。大家围着她看，同情地说，病得这么严重，一定能处理回城的。她眼睛阴沉沉的，盯着我们这些同病相怜的知青，一言不发。后来听“独眼龙”说，她进去检查，结果大出人意料：两位女医生都说她根本没有什么心脏病！还说她不吃饭当然就起不来床啦。她听后，当场就哭了起来，弄得在旁的知青们十分难受。我听后很觉得奇怪：两位医生一般都不当场下结论的，为什么对这位女知青马上就下了判决书？“林黛玉”真命苦啊。后来，我还知道，那位“半截子美人”也落榜了，说她只是轻微脚跛，够不上病残处理的条件。这到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两位女医生看到她时的表情和说的话已表明了一切。但我隐约感到，女医生们好像对女知青苛求一些，因为那次病残处理回城当了居民的女知青的数量非常少。也许，同姓相斥在这儿也发生了作用。
　　县知青办对病残处理工作很负责任，为了我自报的那个“类风湿关节炎”，还到我家核实我那因“类风湿关节炎”而半身瘫痪在床已十多年的大哥。大哥的僵硬而又倦缩的身体、简陋、寒酸的家增加了我的考分。一个多月后，我接到了通知――本来，我的近视只有700度，医生说只算是中度近视（我第一次听说还有“中度近视”这个说法），“考”不上的，但因同时有疑似家族性“类风湿关节炎”，基本符合病残知青的条件而被“录取”了。
　　通知送到生产队后，与我下放在一个生产队并同住在大队余书记家两年的知青小陈对我说：“祝贺你！当居民，回城了！”余书记看到通知后，面露笑容，难得地哼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知道，在他家住了两年，我们已成了书记家的负担，巴不得我们尽早离开，不管以那种方式。果然，其后不多久，小陈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也离开了书记家，不过小陈是被一个冶炼厂招工当了工人，比我当居民强多了。
　　至于同学“草上飞”，也顺利的考上了居民（我后来知道，他找专区医院一位有名的医生给他出了张“风湿性心脏病”的证明，他说，这张证明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回城后在城关镇的一个仪表厂上班，搞技术，表现不俗。
　　考上居民后不久，我见到了“独眼龙”和“酒瓶儿底”。“独眼龙”说他在府街纸盒社上班，做些糊火柴盒、包装盒、纸袋子的活路。“酒瓶儿底”说：“我好久都没找到工作，现在想到火葬场去上班，那个地方没得哪个愿意去干。我不怕，管球他弄么多，只要有工资拿就行。”
　　那时，不少没有被招工的同学们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有些同学农闲时回家见到我还面露羡慕之色，甚至于有一位女同学还仔细地问我风湿病有哪些症状。我想，难道这位女同学也想步我的后尘，走病残处理“考”居民回城的下三路？唉，“广阔天地”啊，知青们哪一个不想永远永远的离开它呢。
　　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了下乡前同一所学校里的几位高中同学，其中一位姓谢，他曾是学校“红色造反兵团”的一个头头，那时，他已被招工从农村进了乐山县农机厂当工人。他听说我“考”上居民后，斜着眼瞄着我对他身旁的另一位同学说：“他只有去街道鸡毛社捡鸡毛了。”但是，我没有去鸡毛社捡鸡毛，而到地区建筑公司做临工、到27公司子弟学校教书。7年后，1978年，我和“草上飞”再次赴考，这次是考大学。结果，我们又都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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