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汉末魏晋时期，社会的剧烈动荡，朝代的频繁更迭，结束了两汉大一统的思想政治局面，促进文人自我意识迅速觉醒，促使文人立身处世态度急速转变，促使文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的肯定，对个性情感的觉悟和重视，对人生理想的确认和追求。人的觉醒和独立必然带来文学的觉醒和独立。曹魏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和正始时代的“竹林七贤”，他们的创作在文学史的分别形成了“建安风骨”（即“汉魏风骨”）和“竹林风度”（即“魏晋风度”）两种美学风格，两种风格既有联系又有变化区别。本文拟对三曹七子到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的转变作一个审视，梳理一下曹魏文人所感同身受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其人生态度及其文学的美学特征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建安风骨、竹林风度、人生态度、美学风格

    研究曹魏文人的人生态度离不开对建安到正始各人时期文学风格的认识和把握。关于建安文学的风格特点，南朝的刘勰、钟嵘有扼要而精确的概括和阐述。“慷慨而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正确地指出了建安文学的美学特点，而这种特点的形成又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间师培和鲁迅都作过精辟的概括和阐述。刘师培将其概括为“清峻、通脱、聘词、华靡”（刘师培《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鲁迅将其概括为“清峻、通脱、华丽、壮大”（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建安前期，文学风格更多地表现为“清峻、通脱”，建安后期到魏文时代，渐趋“华丽、壮大”。这种富于动态变化的文风特点，其形成跟曹氏父子的提倡、建安七子的实践有密切关系，又跟三曹七子的人生态度有密切关系，他们人生态度的形成又跟当时动乱而又富有活力的时代有密切关系。正始时代文学的美学特征形成变化亦是如此。

    下面，我们就来透视一下魏代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与三曹七子、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曹魏文人人生态度的形成、美学风格的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终于导致爆发了黄巾起义，从而引起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巨大变动。这种变动结束了两汉大一统的思想政治局面。东汉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王充提出的“真美”审美观此时更加深入人心，汉代谶纬神学体系在“真美”审美观的强烈冲击下无可挽回地全面崩溃，旧的教条迷信无力维系人心，儒学独尊地位瓦解，道家思想抬头，老庄自然无为哲学越来越流行，佛教的传播亦有进一步发展，注重人事的历史治乱观开始广泛传播，人们的思想意识呈现出自由解放的趋势。所有这一切，在历史的动态变化中，有力地改变着文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离开迷妄注目真实走向清醒觉悟，从而文学观念和美学风格随之不断发生嬗变，中国文学就此进入建安时期。到了正始时代，以儒道合一的理性思辨为特征的玄学逐渐兴盛起来，理性最终压倒了蒙昧，而新的矛盾又在“理性”和“真美”中萌生。文学又萌生出“清峻遥深”的新的美学意趣。而刘勰概括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揭示出的“气骨”和“动情”特征却是建安和正始文学所共有的最为突出的美学我自特征。

    建安时代是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的时代。它激发了士人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大至“治国平天下”，小至个人的功名事业，都要经过智谋与力量的角逐去争取，于是个人的思想、才能、人格在这个时代获得前所未有的承认和空前未有的独立地位，时代创造的机遇挑战促使建安文人确立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作家饱经汉末战乱的忧患，感于社会熟知、民生凋敝、生命短暂，兴衰荣辱难以把握，在拯济苍生、建功立业的活动中，不免对人生悲剧有所深思，感慨良多，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这诸多慨叹，表达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在风格上形成了“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特征，作品染上鲜明的时代特征，带上强烈的“苍凉悲壮，刚健劲朗”的美学意蕴。这种特色被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亦被称为“魏晋风骨”。

    这种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与慷慨悲歌的人生情怀，这种苍凉悲壮、刚健劲朗的建安风骨，其形成不仅是两汉之后动乱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的必然产物，也是掌握着建安时代实际政权的曹氏父子的提倡、领导和规范的必然结果。

    作为乱世英雄而又雅爱诗章的曹操，渴望“奋身出命”、“荡平天下，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三国志?武帝纪》），他带头离经叛道，改革写文章的繁富浩大的风气，力求清峻通脱，给文坛带来清新活跃的自由空气。他怀着进取王业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外定武功，内修文学”（《三国志?武帝纪》），政教军事，颇杂刑名，取用人才，不拘一格，提出“明扬仄陋，唯才是举”（曹操《求贤令》）的用人原则，重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曹操《求贤令》）的人才。他聚集和拔擢了包括建安七子在内的大批人才在自己身边，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以建安七子为羽翼的邺下文人集团，有力地推动曹魏时代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这些文士都是天下有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慷慨悲壮，苍劲古直，震烁古今，最能代表以“充满激情，爽朗刚健”为美学意蕴的“建安风骨”。他进取天下，追求不朽，自信乐观，他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在他身后，曹氏兄弟，建安七子跟随他一路高歌，一路吟唱。“年少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曹丕《与吴质书》）；“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祖书》）；“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人生有何常？但恐年岁暮。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孔融《杂诗二首》）；“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王粲《从军行五首》）；“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时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陈琳《游览诗》）；“登明堂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徐干《西征赋》）所有这些吟唱，鲜明而又突出地反映曹魏文人欲建功立业、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慷慨激昂的豪迈情怀。建安文人的这种情怀如此突出，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章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应刘徐，望路而争驱。”（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为功业而奔驰，唯恐落后建安精神表露无遗。

    事实上，不仅建安文人具有强烈的功业思想，就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正始之际，名士们的生命意识里仍然潜藏着强烈的功业意识。阮籍嵇康便是这样的名士，二人才高志大内心都充满一种“济世”的慷慨之情。阮籍《咏怀诗》三十九说：“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身躯？放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建功立业之意异常清晰，情怀异常慷慨热烈，颇有建安风骨之韵。《咏怀诗》六十一写他因建功立业的志向没能实现而生的哀情：“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 。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令我平常居，悔恨从此生。”从上一首表现的重“令名”、“气节”渴建功业的慷慨之情，到这一首倾吐的怀才不遇的悲叹上，我们清晰的看到建安情怀到正始情怀脉络承继之所在。从这里，我们看出，这种对“不朽”功业的执着追求，乃是一个时代希望有所作为的士人们的普遍心声。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人们用各种方式谋获得人格和价值的自我确证，压抑个性的礼教一再遭到冲击。从建安时代的孔融、祢衡、刘祯到正始时代的嵇康、阮籍……他们蔑视王权，蔑视礼教，或弹琴自娱，或肆意酣饮，或沉思悟玄，或冥然长啸，或手舞如意善发谈端，在谋取自我人格价值的确证中获得了一种自我满足。

    建安文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感时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于是战乱、灾祸、游子、思妇、行役、远宦、生别、死念……一切生活的题材，潮水般涌进文学的门槛，成为文人们创作的题材，表现的对象。表现这些题材的代表作有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虾 篇》《箜篌引》《野田黄雀行》《美女篇》《白马篇》《朔风篇》《赠徐干》《赠白马王彪》《送应氏》《杂诗七首》《七哀诗》《情诗》、王粲的《七哀诗》《登楼赋》《从军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徐干的《于清河见挽船士与妻别》、阮禹的《驾出北郭门行》等。这些文人忧患百端的情感中，迁逝感最为怵目惊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箜篌引》）“嘉木凋绿叶，芳草约红荣。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陈琳《游览诗》）“步栖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将匿”（王粲《登楼赋》）“不悲身迁移，但惜岁月驰”（徐干《于清河见挽船士与妻别》）“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徐干《室思》）“良时忽一过，身体为灰土”“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阮禹《七哀诗》）“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逝者如流水，哀此遂离分”“四节相推斥，岁月忽已殚”（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到了正始时代，阮籍《咏怀诗》更突出抒写了这种迁逝之悲：“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咏怀诗》其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咏怀诗》其四）“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咏怀诗》十五）。这些已不是个别人的一己之悲，而是弥漫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迁逝之悲，造成了弥漫一时的虚无感和幻灭感。迁逝之悲强化了文人们及时奋发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同迁逝之悲紧密交织的是渴望建功立业以垂名千古的慷慨正气，这正是建安文人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的精神内核，也正是建安风骨美学意蕴的精神内核。

    随着正始时代的到来，慷慨的建安情怀最终转化为怆凉的正始情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建 安文学内容中所涵盖的慷慨情怀、恢阔气度与对苦闷的深沉吟唱，开辟了建安文学向正始文学发展的道路。

    曹丕以魏代汉之际，天下三分的格局形成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以三曹为核心，七子为羽翼的邺下文人集团过起了“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优游生活，生活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作品思想内容的变化，并进而带来作品风格的嬗变。建安前期所继承的“感时哀乐，缘事而发”乐府民歌精神的逐渐减弱，“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作风减弱了许多。文人们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进行多方面有意义的积极地探索、尝试和创新。在题材内容文体形式艺术技巧到文学理论等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就题材内容而言，随着生活境遇的好转，文人逐渐淡化了对民瘼的关怀，“狎池苑、怜风月”的作品多了，反映现实苦难的内容减少了，抒发个人胸怀描写交游的内容愈益增多了，定离愁别恨写个人的怀抱和苦闷逐渐成为创作的主流。言情抒怀开始由建安前期的明白晓畅向委婉深致、迷离恍惚的方向发展。王粲的《鸷鸟化为鸠》、刘桢的《翩翩野青雀》就是体现这种发展方向的诗作，这一重要迹象昭示着“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的阮籍《咏怀诗》类作品将要出现。

    顺着建安文学之路的延伸方向，“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更多地将目光瞄准自己，瞄准自己的心灵世界，更为集中地抒写觉醒了的个性心灵的痛苦和企向。在建安七子的诗文中有大量的关于社会残破图景的描绘，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在曹丕曹植的诗文中还有点对社会残破图景的描绘，但对人民的苦难和不幸已有很深的隔膜，到了阮籍嵇康的作品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对社会残破图景的描绘。从建安到正始，文学的社会反映面越来越小，对失意者内心世界的表现越来越深入。建安文学面向自己，也面向社会，面向人民，而正始文学则更多地面向自己，表现觉醒的自我意识的个性形象，并加以理思的升华。“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走向了“清峻遥深”的竹林风度，这种转变是主客体尤其是主体内部“气骨”和“理思”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正始之际，司马氏集团重演曹氏威逼汉室的故伎加紧篡位，以名教为杀人工具，以“不孝”为罪名加诸异己，大肆杀伐。在这种高压政治环境中，天下名士少有全者，活着的人或放浪形骸，借以逃避祸端；或曲折为人，借以发泄不满。杀伐的结果不独销歇了建安时代人们的奋进精神，影响了文人立身处世的态度，更彻底地改变了两汉以来的学术思想风貌，在“名教”和“自然”的关系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从而导致了新的哲学思想――玄学的兴起，而且很快普及为一种时代思潮，给那个时代的人们思想行为以巨大的影响力。玄学所容涵的“自然”与“名教”两方面必然构成一对矛盾，这注定以玄学作为自己人生哲学的文人人生态度表现出二重悲剧性，必然会陷入“鱼，我所欲也；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的尴尬境地，文人而又不得不作出选择。选择本身就是矛盾和痛苦，因为选择而带来的矛盾和痛苦必然长久地折磨审美主体的身心。这种情形在嵇康、阮籍身上表现更为突出。

    我们考察一下嵇康、阮籍的言行事略，不难发现他们 的人生态度的矛盾复杂性。“性烈而才隽”（《晋书?本传》）的嵇康出于对司马氏集团的不合作态度，择取《庄子?逍遥游》中至人无所依待的思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主张，大力阐发自己的主张，他写了系列论文参与“自然与名教”之争，也写了大量诗赋文寄托自己悟得的这种人生意趣。在《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太师箴》《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系列论文中，反复阐述论证自己的主张，表明其蔑弃荣华、以意为足、自足于怀的人生态度。他说：“岂须荣华乃贵哉？……岂待积敛然后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盖将以名位为赘瘤，资财为污垢也。”“故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圳亩，被褐啜菽，莫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无不须，故无往而不乏，无所须，故无适而不足”（《答难养生论》）这是多么鲜明的意得为足、意足为贵、处足于怀的人生态度！这是一种转向自我内心的追求，其中不无对世俗时事的深沉愤懑。他语含鄙弃地就：“苟得意有地，俗之所乐。皆粪土耳，何足恋哉！（《答难养生论》）嵇康所阐发的意得为足、意足为贵、自足于怀的人生态度对这时期士人们的立身处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广为传诵的名诗《四言诗赠兄秀才入军诗》第十四章“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不仅是他以意得为足、意足为贵、自足于怀的人生态度感性显现的自我的直观，而且是整整几个世纪玄学家们思想生活风貌的一种绝妙的艺术表达。然而嵇康没有忘记世俗、世事。他做着魏的官，做着曹魏宗室的女婿，团结很多人反对司马氏集团，甚至想用军事力量颠覆司马氏集团。他也不是要真正反对礼教，他训诫自己的儿子用的就是礼教的规范（事见《嵇康集?卷十?家诫篇》），这充分表明其人生态度的矛盾复杂性。

    阮籍和嵇康一样，也写了大量的论文诗赋。他的论文《通易论》《达庄论》《乐论》《大人先生传》，十分充沛地表现出玄学家意得为足、意足为贵、自足于怀中那一种恢廓的人生气度。他虽用“自然”对抗“名教”，却也并不是真的要废弃“名教”。其子阮浑想学他的放达，他说：“仲容已预立，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他不许儿子学他的放诞自然，不能不说是对自己的放诞自然生活方式的否定。嵇康和阮籍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正是正始名士们人生态度矛盾复杂性的典型体现，这是正始时代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的。

    正始时代是司马氏集团篡夺政权的时代，与篡夺相连的必然是阴谋、强权、杀戮、肮脏、黑暗……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必然带给人痛苦、悲叹、伤感，带给人朝不虑夕之虞，带给人世事无常的沧桑感，带给人功业难成的悲怆感，济世的慷慨之情转而成为愤世的放诞气骨。当社会以一幅又一幅惨烈的人生画面惊吓、疲惫了人们的心灵以后，人们便会用“自然”来对抗社会，在“自然”中寻求慰藉的思想和心理就必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以嵇康、阮籍为中心的竹林七贤就是将目光投注到山水之中的。他们力图沉浸得意于怀的玄学理思中，以图消释现实的悲怆，然而现实生活对人的思想感情的影响往往更加有力。“三玄”的理思敌不过火燎洪荡的惨淡，虚无的归宿掩不住人生沉重的忧患，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残酷现实又给文人增添了一种欲言而不能的苦闷。阮籍用“忧思独伤心”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集中而突出地抒发了那一时代文人们深广的忧思：欲想进取功业而又愤世嫉俗，欲想退隐山林而又不能不考虑统治者装点门面的征辟，欲想得意于怀而为了远祸全身又不得不违逆自己的心志……凡此种种，对于审美主体而言，无疑是矛盾痛苦的人性折磨，是对人性的摧残和戕杀。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反映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在继承建安文学动情与气骨的基础上，将慷慨热烈的情怀转变为激愤悲怆。“师心遣论”“使气命诗”是他们 对建安风骨的继承，“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是他们在特殊时代对建安美学风格的发展和变化。为了全生，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努力“应变顺和”（阮籍《大人先生传》）将自己的心意深深地掩盖起来，形成迷离恍惚渊放遥深的风格。而他毕竟是正直而志有所归的文人，故又激愤时事而“不拘礼教”（《晋书?阮籍传》），做出种种背礼越教的举动，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和痛苦。然终不能无所顾忌，所以无论他采取怎样的方式都无法消释其内心的痛苦，“时率意而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充分表明他内心的寂寞痛苦和愤懑的程度是何其之深！嵇康与“魏宗室婚”，对曹魏集团感情至深，兼以性情“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无论立身行事与感而为文，都峻切激烈，往而不反，更往往论及时政（事见《晋书?阮籍传》）。他反对司马氏政权甚为坚决，他宣布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矛头显然是直指司马氏政权的。共同的生存环境、共同的人生意趣让嵇康和阮籍携手啸聚山林竹林，这使他们的创作有了共同的规定性，因而也就有了共同的价值指向。不同的个性禀赋气质，不同的人生遭际，不同的思想认识，决定了他们反抗暴虐政治的不同方式，造成了他们不同的结局，也是形成他们人生态度与文学风格的同中有异的重要原因。

    嵇康和阮籍的这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也能代表竹林七贤在这些问题上的趋同性和差异性。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代士人，在现实生活中、创作实践中表现他们的“竹林风度”――任性而为，率性而发，放浪形骸，不做作，不矫情，拒绝礼法的束缚，寄情山水，啸傲江湖，以玄思之法品悟自然之美，沉浸到山水、林泉、竹木、鸟兽、虫鱼的依恋之中，将自我身心交付虚静、灵趣、自由、和谐的意境，自觉地追寻从有限到无限，从瞬间到永恒的精神解脱与情操陶冶。然而，他们并不能超脱现实，面对惨烈的现实，他们做不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想冲淡渊放而实不能冲淡渊放，实不能冲淡渊放而又时时企仰着冲淡渊放。这种矛盾冲突必然引发深沉的痛苦。曹魏一代的文人士人，就这样在乱离中感伤，在感伤中排遣，在排遣中走向萧散，走向渊淡，走向自然，走向陶潜。

    从建安到正始，从三曹七子到竹林七贤，文人士人本都有大济苍生、进取功业的宏大儒家理想。建安时代，自由宽松的环境氛围为士人们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无数的机遇，追取和实现功业的过程激发了他们自信心与自豪感，“慷慨悲凉、刚健清朗”必是他们人生色彩的主色调。而随着曹丕的以魏代汉，尤其是以强权阴谋杀戮篡夺为社会特征的正始时代的到来，压制监禁恐怖的政治气候代替了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士人们无法正常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大济苍生的抱负，并且时时会有性命之忧。现实生活的卑劣无耻，轰圮了嵇康阮籍整整一代人的人生信念，崇高的儒家人格理想和生活信条失落了，原有的精神家园失落了。他们必须重新寻找并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渴求拥有一个自然社会自我和谐统一的精神家园，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神家园。以儒道合一、突出人的主体精神的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以其对人生的独特的理解方式，调适着特殊时代人们的人生价值进程，排解着人的精神纷扰，巧妙地显示一种道德智慧，对于魏晋时代人们精神家园的重新构筑，对于魏晋人精神矛盾的释解起到了很好的疏导和慰藉功能。这种解忧慰藉功能。这种解忧疏导关怀功能让魏人和晋人在自身精神与外界环境的冲突中找到了自我。从建安到正始，我们看到了在文人人生态度、文学的美学风格的形成和流转变化中道德哲学所具有的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力。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从建安风骨到竹林风度，从慷慨悲凉到清峻遥深，从曹操到七子，从曹丕到陈思，从嵇康到阮籍，从沉雄坚苍到清婉娟秀，从词采华茂到兴寄遥深，每一位作家，每一个群体，每一种思潮，每一类风格，每一段概貌，它们风格特点美学意蕴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会受制于与它切近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宗教、自然、科学、环境等等因素，而政治秩序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力最大，也最为直接最为快捷。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应该用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才会全面、深刻，我们才能抓住事物本质。


主要参考书目：
1、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纲要（二）》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3、徐中玉、金启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4、吴小如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年版
5、曹道衡：《汉魏六朝文精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
6、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 中华书局 1997年版
7、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8、卞敏：《哲学与道德智慧》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
9、王钟陵：《中国古诗歌史》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0、李文禄：《建安七子评传》 沈阳出版社 2001年版
11、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3、《四库全书精编（史部）》 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
14、《文史知识》部分期刊   中华书局

禅意可谓学者,我把文章打印出来了,让其他人一道欣赏.

谢狂人抬爱，禅意笔拙，所论粗粝，请多多赐教，不胜谢意！

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论文苍劲勃发撼动人心的基石，再加上字字珠玑文脉清晰无愧典范的代表，这些足以令过路者伫足留恋叹为观止~~

再顶！

说真的 竹林风度 从正统的人生价值观来说 似乎不可取
但是 我发现我不可避免的落在了这个消极的圈子里
没有看透红尘 却以看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