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在北京城里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暗杀未遂事件，谋刺的一方是汪精卫，而谋刺的对象则是载沣。当时的汪精卫，还是一个坚定的民主革命者。我们来讲述青年汪精卫暗杀载沣的旧事，并无意于为汪精卫“翻案”，而只是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汪精卫。并且，我们认为，让人们知道，那个后来沦为民族败类的汪精卫，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曾经是一位志行高洁的革命青年，也许更能引人深思。

　　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期间，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而孙中山对暗杀一直都是持保留态度的。因此，可以断言，汪精卫也不是那种从一开始就主张暗杀的人。他之所以会走上暗杀之路，与多种因素有关。

　　首先是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的打击。在1907-1908年间，革命党人发动过一系列武装起义，但这些武装起义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这给革命派很大的打击，使革命士气大为低落。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次能够振奋人心的行动，来鼓舞士气，振作人心。像孙中山、黄兴等人想到的是继续组织武装起义，而汪精卫则想到了暗杀。

　　其次是倒孙风潮的刺激。同盟会作为革命派的政党，从一开始就不是很团结。而就在经历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士气低落的时候，内部又出现了分裂的现象。这一次的主角，是原属光复会系统的陶成章、章炳麟等人。他们在革命派内外散发攻击孙中山的言论，说孙中山贪污公款，不救济《民报》等等，共列举了孙中山的十四条罪状。这种攻击使革命派内部人心更加涣散，并且，还使汪精卫的革命活动受到阻碍。他当时正在南洋筹款，很多华侨就因为看了陶成章等人散发的传单，而不愿意捐款给汪精卫，使汪精卫一无所获。这使汪精卫大为气愤，于是，在“愤激之余，决心实行个人暗杀计划”。

　　其三是保皇派的攻击。在辛亥革命期间，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长期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处于竞争状态，二者之间发生过持久的激烈的论战。就在革命派因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和内部分裂而士气低落的时候，保皇派还趁火打劫，对革命派实施严厉的攻击。这些攻击之词中，有一些还是直接针对汪精卫的。革命派在新加坡办了一份报刊，叫做《中兴日报》；保皇派在新加坡也办了一份报刊，叫做《南洋总汇新报》。这两份报刊之间，就像其他地方的两派报刊一样，经常发生文字战争。汪精卫在1908年的时候曾将自己的一篇题为《革命之决心》的文章刊登于《中兴日报》，借以鼓舞士气。在这篇文章中，汪精卫提出：“不能破除生死之见者不能为革命党。”这一句话本来是用来鼓舞士气的，没想到保皇派却抓住不放，对汪精卫展开猛烈的攻击。汪精卫的文章发表没有几天，在《南洋总汇新报》上就刊出了一篇题为《为乱党辩护者之欺人》的文章，署名“惩汪”。显然，这个笔名，就是专门针对汪精卫而取的。汪精卫说“不能破除生死之见者不能为革命党”，“惩汪”就说，你汪精卫自己就没有能够破除生死之见，你所做的，只有“千万革命之空言”，而“无半点革命之实行”，你汪精卫只是一个空言的革命者，而不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诸如此类的谩骂式攻击使汪精卫大受刺激，使他决心用一次剧烈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空言的革命者，证明自己是破除了生死之见，敢于为革命牺牲的真正的革命者。

        其四是清廷的立宪举措。清政府在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在那之后采取了很多改革政治的措施，如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成立各省咨议局等等，都给人留下励精图治的印象，使国内外的很多华人认为，清政府尚未完全腐败，也许还能通过改革，实现中国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种情况给革命派很大的压力。如果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获得成功，那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想就无法实现了。因此，很多革命者都认为，要用一次剧烈的行动，向海内外的华人显示，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不可能获得成功。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原本并不热心暗杀的汪精卫，也走上了暗杀之路。

　　那么，他为何最终将暗杀的目标锁定了载沣呢？

　　这跟载沣在当时的清政府中的地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载沣是醇亲王奕的儿子，是光绪皇帝的弟弟。1890年承袭醇亲王王爵。1901年作为头等专使出使德国，这在满清宗室中算是很早踏出国门的了。1907年，奉派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908年正月，补授军机大臣。也就在这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慈禧在驾崩之前颁发懿旨，命载沣的当时只有3岁的儿子溥仪溥仪继承帝统。同时，授载沣为摄政王，规定此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因此，在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驾崩之后，载沣就成了清政府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能将载沣暗杀，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汪精卫最后确定以载沣为暗杀对象，其原因即在于此。

　　汪精卫决心走暗杀之路后，便于1909年离开新加坡北上，为暗杀做准备。他在日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暗杀团体。1910年初，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四人潜入北京。在临行前，他写给胡汉民一封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表达了要牺牲自己以造成革命时势的坚强决心。

　　到北京之后，汪精卫等人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开设了一家取名为“守真”的照相馆作为掩护。他们以此为据点，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上下朝必经之路的一座小石桥实施暗杀。为此，由黄复生出面，找到一家叫做鸿泰永的铁铺订做了一个大铁箱，然后将炸药置于铁箱之内备用。按照分工，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负责埋炸药，汪精卫则负责找准机会将炸药引爆。但不幸的是，当黄复生和喻培伦在1910年4月2日埋炸药的时候，被清廷的侦探发觉了。他们二人虽然顺利逃离了现场，但藏有炸药的铁箱则被清廷起获。清廷起获炸药之后，做了一番研究，发现装炸药的铁箱制造比较粗糙，像是临时在本地制造的。于是经过一番侦查，找到了鸿泰永铁铺。将东家抓来一问，招出铁箱系守真照相馆所订做。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守真照相馆，将正在照相馆内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照相馆的一个职员罗世勋逮捕。

　　喻培伦和陈璧君没有被捕，那是因为，在炸弹案败露之后，汪精卫等人决定重来，由喻培伦和陈璧君先回日本做相应的准备，他们二人已经离开北京，前往日本了。

　　朝廷拿获暗杀摄政王的革命党，这一消息，很快在国内外的报刊上广为刊登，一时成为关注的热点。当时正在美洲筹款的孙中山也很快就得到了汪精卫被捕的消息，非常惋惜地说，汪精卫被捕，等于断我一条胳膊，并指示机宜，要设法营救。胡汉民得知消息之后，也非常伤痛，写下了“问谁勘作釜，使子竟为薪”的诗句。当然，最为着急的应该是陈璧君。陈璧君本是南洋华侨富商的千金，在拜读了汪精卫发表在《民报》上的鼓吹革命的文章之后，就对汪精卫生出爱慕之情。后来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到南洋，汪精卫在新加坡等地登台演说，鼓吹革命，他那美男子的风范，他那义正词严的演说，更使陈璧君倾倒。陈璧君之所以会到日本留学，之所以会参加汪精卫的暗杀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他对汪精卫的爱慕。现在汪精卫被捕，她当然非常着急，于是四处找人帮忙，希望能够营救汪精卫。吴玉章、胡汉民、赵声等革命者都伸出了援手，大家都尽了力，但汪精卫毕竟是被清廷最高当局逮捕，其罪名且是暗杀当朝的摄政王，营救谈何容易，因此效果不佳。伤心欲绝的陈璧君后来只身北上，来到北京，想尽办法给汪精卫带去了一些鸡蛋，并在其中的一枚鸡蛋里藏了她写给汪精卫的一封信，给汪精卫送去难能可贵的慰藉。汪精卫收到之后，大为感动。听说这一事件使他们二人的感情大为升温，为他们最后能结为连理做了很关键的感情铺垫。

　　不过，这个时候的汪精卫，恐怕没有能够想到今生还有机会与陈璧君结为连理。他当时想得最多的，恐怕是死。确实，在被逮捕之后，汪精卫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被捕口占》的诗歌，其中有言：“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表达了从容就义的决心。

　　因此，当清廷提审的时候，汪精卫曾一再为黄复生开脱，将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当时的一份报刊上曾刊登一篇介绍提审情形的文章，文中介绍说，提审当日，汪精卫写下了供词，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此行的目的直言不讳地写了出来。审问官看后，问他：“你没有同党？”汪精卫回答：“没有。”审问官指着黄复生：“他就是你的同党，否则不会帮你订制铁箱。”汪精卫：“他对订制铁箱的用途并不知情，我跟他讲，订制铁箱的目的是盛放酱油、醋之类东西的。”审问官问黄复生，黄复生也说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知汪精卫托他定制铁箱的真实用途。审问官乃激之以友情，对黄复生讲：“汪精卫难免一死，你又何忍独存呢？”受此刺激，黄复生乃拿起笔来写供词，准备将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而汪精卫则哭着上前抢黄复生的笔，并且说：“你本不知情，又何必冤枉自己？”黄复生也哭着争辩：“一切皆我，何与君事？”场面相当感人。

　　他们两人都保定了赴死的决心，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没有被判死罪。其原因，就在于在如何判罪方面，清廷内部发生了分歧。虽然有很多人主张严判，但当时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则主张宽大处理，希望能借此来“缓和人心”。结果，汪精卫和黄复生都被判终身监禁，罗世勋则被判监禁十年。

　　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此后各地纷起响应，清王朝在各地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做了最后一次挽回人心的努力，那就是开放党禁，释放在押政治犯。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在11月6日这天，被清廷释放了。

　　汪精卫抱着必死的决心，想通过暗杀摄政王载沣来振起涣散的人心，造成革命的时势，但因暗杀未遂，因此这一举动也就很难说对革命有多大的推动。但汪精卫在此举中所表现出来的舍生取义的风采，实在也不要因为他后半生的失足而受到漠视。

唉，汉奸！可怜一个青年竟然沦为汉奸！可怜一个好女子竟然嫁给一个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