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痛苦
　　 文/于仲达
　　
　　
　　
　　
　　
　　中国知识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屈势媚时老式俗气的群体，从而也是一个最缺乏文化想象力和社会批判力的群体。这一群体受极权统治左右，低头弯腰，战战兢兢，靠阐释权力话语理论吃饭，一部《论语》被注释了四千年。“五四”启蒙文化运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九十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以及当下关于“信仰”的饥渴等，都闪现着个性解放的火花。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强势话语圈下的言说，占据这个时代主流的依然是陈旧的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了，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纷纷融入西方文明体系中时，中国却依然固守自己的精神文化传统，延续着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定形的思想框架。这一群体走在文化废墟上，背负着因袭的重负，依然苦苦在文化的“相对论”和“循环论”的宿命中徘徊，文化酱缸恶臭熏天，却少有人能挣脱历史套在生命上的精神 枷锁。
　　
　　走过这样一个充满了庸俗、污浊、剥削、占有、背叛、堕落、唯利是图、无情无义、自暴自弃的下流世界，我们能拥抱爱、宽容、信仰、和平吗？这一代人能挣脱耻辱的精神枷锁吗？能结束流浪在精神荒原上的痛苦吗？
　　
　　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全集》和《圣经》，内心迫切从耻辱和苦难中走出，然而现实的浊臭和精神的逼仄，使我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一方面迫切需要信仰，一方面感觉生存的严重危机。选择或是背叛，担当或是放弃，我陷入痛苦之中。一个生活在底层依然还苦苦挣扎求存的人，他能反抗什么？他能用什么反抗？“知识分子”是一个沦入了麻木、萎缩、依附的贬义词，又是一个沦入了尊严、独立、自由的褒义词，两者我都无法做到，所能做的是献上我的热情。我从不喜欢那种“活着”或是“死去”的选择，注定是一个痛苦的求索者。回眸历史，陷入了庄周梦蝶似的沉思，那个问题时时纠缠着：“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般说来，一个个体对待世界的态度决定了他今后的精神出路，哲学观或世界观要受到出生、教养、文化、性格、气质、血型、宗教等的影响，而不完全与受教育有关。担当或是放弃是人面对这个世界的两种态度，怎样面对丑恶和苦难，是一切哲学都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必须解决价值虚无和担当社会责任两个问题。抛开一条，都是残缺。当下的知识界并未真正找到心灵依靠。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可以用道德修身解决一切问题。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本来是德要与天相符，最后变成了人与天统一于“仁义礼智”。人的现实性、感性生活、有限性成了被蔑视或者从属的东西。儒学经董仲舒阐释，变成了以天压人、借天压人的理论。道家以“自然”、“独行”为武器，正确地抵御异化的同时，不仅否弃了“仁”、“义”的内容，而且整个地排拒了价值的路向。这种哲学也就失去了人类之“爱”与“情”的可能性，道于是成了冷冰冰的生物之“道”。“超脱”本该是为了自由，然而超脱之心对蔑视、压制自由的社会性虐丧也无动于衷，任其自便，这样“自然”成了不“自然”。中国特色的佛教，更是把个体的拯救寄放在来世，成了弱者的呻吟。基督是关注人何以在世，关注灵魂的救赎。中国的儒、道根本回避了对个体意义的追问，最关注个体价值的当推基督教。然而，这样一种关注个体价值的宗教如何才能在华夏古国传播不发生变形。鲁迅其实也和我们一样，看到了人的最终出路，却无法改变这个世界，只有悲剧般地反抗绝望。最近，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五四以来文化先驱一直在启蒙，启蒙效果如何之渺？站在基督文化背景上剖析鲁迅思想的局限是否以西代东？鲁迅思想的局限到底在哪儿？鲁迅与大众的深刻联系为何不提？启蒙方式有无问题？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否也有合理的？这些问题纠缠了我很多日子。中国传统的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关键是我们的心坏了，所以得不到好东西，也因此西方那里我们也拿不到好东西，心是本体，却是我们最无建设意识，遗忘在角落。如果说“立人”是鲁迅最深刻思想的话，到底“人”何以“立”？不错，是“人”本身出了问题。军阀、政客、流氓、无赖、盗贼是人，投机者、奴才、奴隶、二丑、强人也是人。怯懦、虚弱、自私、愚昧、内讧、散漫、狡诈、讥嘲说的也是人，欺骗、吝啬、残忍、贪婪、专制、虚伪说的还是人。人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灾难、动乱、苦难、疾病、落后、愚昧、麻木，人也可以奉献崇高、正义、善良、仁爱、正道、悲悯、宽容、信仰。一切的一切，都因为我们的心坏了。中国几十年的高压统治，历次政治运动等使得人心里空虚，社会出现道德真空，一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人们的道德、人性、社会良知和公义被遭终结，在动摇的基础上建立什么制度、体制都无用。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具体执行。关天茶社里有谈论专制、民主、民权、宪政、自由、内圣、外王、新左的，鲜有人关注人心是如何腐烂的。人心的腐烂和果子的变坏是一样的道理，人心一旦变坏就难以逆转，而且会加速更多人心变坏。人心变坏，便导致道德沦陷、善良泯灭、正义感消失，人心变坏不是靠“普及教育”、“提倡道德”和“改良社会”、“批判国民性”所能拯救的，必须对心进行治疗。鲁迅当前猛攻佛经，意在韬光养晦中冶炼内心。神对我们说要“正本清源”，意在革心。也有精英不那么认为，他们个个是万能的无神论者。我们这个时代，各种清谈浮出水面：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宗教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实用主义……思想的多元带来选择的痛苦，各种学说都在忙着开药方。自由主义者把火力瞄准专制的政府，新作派把关注点放在社会的公正上，文化保守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复行古国文化上，宗教主义者把心灵皈依在信仰上。第一例，范亚峰先生在《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中大谈民主宪政，认为内圣外王涉及中国新人格建设，以民主宪政保障个体的权利和自由。我不禁问，民主何在？又怎能谈起宪政？对于现实中国，向权贵资产阶级们言什么“人权”、“宪政”、“法治”、“私有财产保护权”，我确实“弄不明白”，也缺乏兴趣。“宪法”归定“人民”（公民）享有各种权利，如果不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享有全部权利，那种抽象的人民（公民）权利是无用的，是会换包的。另有一例，范学德在《作中国人，还是作基督徒？》中谈到基督信仰的好和中华文明的劣，我要问的是，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传统文化的落后吗？基督信仰真能拯救这片古老的大地吗？基督教给我们“原罪”，孔子也曾教我们“敬畏”，为什么孔子就不好呢？不是文化落后，我想是人的心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再好的思想，如果被心理阳暗心术不正的极权者所利用，就只能成为一小撮人利用统治权力谋取荣华富贵的工具。儒家的“仁”、“智”的古训与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奴役之间是一种同构关系，印度教造成了残酷屠杀，尼采的“权力意志”成了杀人学说，海德格尔自愿接受统治者的御用，鲁迅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被异化成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基督教内部之间疯狂的残杀，还有“二战”、南京大屠杀、“文革”、古拉格群岛、文字狱、宗教之间的冲突，以及“人权”、“自由”旗帜之下发动的战争……人类是到了应该清醒的时候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思想的实现即思想和思想者的毁灭，这是思想者的最根本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石勇无奈地说出了一个真理，思想的最终结局是意识形态化。思想经人的论证、辩驳、归纳、推理、质疑、思考、观察，最后都带上人的文体性的色彩。思想一旦产出、流通，便永远不再属于个人。站在荒凉的精神废墟上，我感到一种负罪，一种建设的无聊油然升起。面对这没有公共意识、社会道德、缺乏思辩、麻木冷漠的群体，才恍然醒悟，这个世界不需要太多的思想和学问，智慧和知识也是并不能为人带来幸福。
　　
　　思想的作用表现在哪儿呢？过多的抽象思辨、书斋生涯、文人趣味、牧师心态、师爷心态，只能让人滋生幻觉、挑逗感情、盅惑心灵，容易导致四体不勤、智力偏瘫、智慧偏至，如果思想和知识的目的只能导致人的虚荣心和野心，那么不要也好。走向台前也好，隐入幕后也罢，“知识分子”凭着什么说话？如果没有了理论上的依靠，那么就只能靠着人格的勇气。没有了勇气，或者说丢弃了真诚，只能有一种结果：你说的越高，和现实反差越大，造成的讽刺性就越大，精神分裂也就越严重。说，还是不说，做，还是不做；选择还是背叛；担当当还是放弃，都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由此中西知识分子分成两大阵营，西方的“抗恶”派有索尔仁尼琴、曼德施塔姆、哈维尔、加缪、萨特、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不抵抗”派有海德格尔、托尔斯泰、陀思绥耶夫斯基、昆德?拉、博而赫斯。中国的“抗恶派”有嵇康、徐文长、李贽、鲁迅、陈独秀、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顾准、林昭、何清涟、林贤治、秦晖、萧雪慧、杜导斌等，“不抵抗派”有老庄、胡适、周作人、梁实秋、钱钟书、张爱玲、王小波、张承志。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断言“抗恶派”比“不抵抗派”更优秀，但无可争辩的是，“抗恶派”中的鲁迅、哈维尔等更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不抵抗派”中的海德格尔和刘小枫则注重解决个体的虚无和寻求诗意的栖居。当然，这两者并非不可调和的。那种既解决精神虚无又能坚持抗恶是最理想的状态。作为现实中国的知识分子，难免会在这种痛苦中犹疑徘徊。摩罗的痛苦恰好说明这一点，一个知识分子找到了解决虚无的途径后，如何坚持在现实社会中寻求抗恶呢？思想带来了痛苦，痛苦强化着思想。从人类的精神史上，我们就看出了这些，痛苦的出路也在此。
　　
　　当我从西方基督文化资源中重新打量过去的那个世纪时，一个孤独的身影浮现在面前，他就是鲁迅笔下的过客，怀揣着巨大的虚无和内心的黑暗，奋步疾走，到了该摆脱黑暗的时候了，是的，我有理由比过客做的更好，信仰和抗恶都足是我必须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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