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诗人李白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树立了“愿为辅弼”的远大志向，决心要为济苍生、安社稷而克尽厥职，大半生都在摩顶放踵、孜孜不倦地劳碌奔波。曾三次投奔长安，以便登朝入仕，大展鸿图。然而，即使在他生活的所谓盛世时期，他也美梦难圆，只能落得个“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悲凉结局。

　　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第一次入长安。他从安陆来到长安后，通过光禄卿许辅乾的介绍去拜访一向爱推贤进士的右丞相张说。不巧的是张说正在病中，便嘱托他的二儿子张某接待了李白。没有想到这个爱士之家的二公子却是一个嫉贤妒能之辈。他想方设法疏远李白。李白从初夏等到深秋，一直再没有见到张某。这次遭遇使李白弄清了世道：即使在圣主治下的盛明时期，也是“行路难”啊。于是写下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诗句，只好慨叹“行路难，归去来”了。

　　天宝元年（742年）八月，因为玄宗诏令天下道门龙凤来集京师，已经42岁的李白在朋友元丹丘的推荐下接到朝廷召他入京的诏书。李白以为这下终于时机来了，他又惊又喜，额手相庆，不仅“呼童烹鸡酌白酒”般地狂饮自慰，而且高“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次李白只用了十天，就跨越两千余里赶到了长安。李白这次到长安，倒是得到了玄宗的接见，也被擢为翰林大学士，让他“随时待诏”，以便为皇上“佐佑王化，润色鸿业”。然而，李白没有想到玄宗所谓的“佐佑”和“润色”的并不是他所理解的“王化“与“鸿业“，而是侍候皇帝洗澡、侍候娘娘赏花、给梨园配词之类为帝妃们吃喝玩乐效劳的无聊琐事。这就让李白陷入莫可名状的苦恼之中。一个“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的大诗人，却干的是太监、宫女们的事情，他能不感到憋屈、窝囊？当然，李白在长安也有玄宗赐袍、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醉写吓蛮书等蔑视帝王权贵的传说，确实也能聊博一哂，颇为解颐。但毕竟有众人的加工、润色乃至臆造。这些传说中，“赐袍”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写了“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的赞词，玄宗一时高兴，便赐给李白一件宫中锦袍。而多数传说都是“醉写吓蛮书”时人们的臆想和编造。所谓“醉写吓蛮书”，那是天宝二年（743年）冬天发生的故事。那天，李白正在和贺知章、张旭等一帮文人在酒楼喝酒时，突然接到玄宗的诏书，让他为朝廷起草出师诏。李白欣然应诏，并在不到一时辰的时间里，笔走龙蛇，洋洋洒洒，写下千余言，得到玄宗的称赞，玄宗甚至放言要授他中书舍人的实职。没想到是第二天朔方节度使、左武卫大将军王忠嗣的一番奏谏，却让李白十分得意的“吓蛮书”成了一叠废纸。不过，“醉写吓蛮书”这件事也确实让李白施展了才华，加上多次为宫廷填词赋诗的表现和玄宗的奖掖，于是，“恃才傲物”、“交通外官，图谋不轨”等谗谤接踵而来，甚至连他《清平调》词中“借问汉官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也被指斥为影射贵妃。宠臣的谗谤，奸佞的排挤，使玄宗也渐渐疏远了李白。李白只能“徘徊庭阙下，叹息光阴逝”，过着放荡醉酒的生活。他在写下“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来共叹息，流泪空沾裳“的诗句之后，终于上书请求”还山”，玄宗自然“恩准”。天宝三年（744年）暮春，李白写了最后一首古风《秦水别陇首》：“秦水别陇首，幽咽多悲声……挥涕且复去，恻怆何时平？”就是在这样的心绪下，李白离开了长安。

　　十年之后的天宝十二年（754年），李白第三次来到长安。这次是为了向朝廷告发安禄山造反之事，同时进献济时之策，以便消除这场大乱，实现他济苍生、安社稷的夙愿。虽然这次他和老朋友杜甫经过许多努，却没有见上一位有权势的朝廷官员，反而碰上朝廷正在处置“诬告”安王爷谋反的罪犯。这让李白大惊失色，遂打消了揭发安禄山、进献济时之策的念头。此年秋天，李白告别了杜甫，应从弟李昭之邀，南下宣城去了。

　　李白三入长安，终于看透了封建社会的腐朽本质。这个时期的朝廷已是一片昏暗，唐玄宗也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大乱即将起来，亡国之祸就在不远。李白虽然心愿化作泡影，但严酷的现实使他后期的诗歌具有了更深刻的思想内容。《战城南》《关山月》《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丁都护歌》等不朽作品就是他最大的收获。

怀才不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