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做一棵普通小草
今年82高龄的草婴，是我国翻译界大家，他祖籍浙江镇海，出生书香门第。抗战爆发，全家逃亡上海，住在成都南路一条老式弄堂。
草婴的父亲是位西医，救死扶伤，思想开明，经常从租界买回一些西方刊物阅读。在父亲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下，草婴也喜欢上了苏联进步报刊，翻阅《萍踪寄语》、《苏联见闻录》等书籍，这样，他也渐渐对俄文产生兴趣。
1938年，流亡上海的俄侨苏依柯娃，为谋生创办了俄语学习班，草婴闻讯便报了名，从此，他跟随这名俄国女人学习俄语。草婴对俄文有种天生的痴迷，再加上学习刻苦，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基本上能读懂俄文报刊。后来，苏依柯娃归国，他便开始了自学生涯。草婴将这段俄文启蒙教育称之为：“我在上海念的俄罗斯大学。”
那时，草婴即将中学毕业，后来考入南通农学院，正准备入学时，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辍学在家疗养。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通过“新文字研究会”得知有个名叫盛峻峰（草婴原名）的学生擅长俄文，两人得以相识。姜椿芳在哈尔滨学过俄语，功底深厚，草婴跟他学习，受益匪浅。在姜椿芳的引荐下，草婴进入塔斯社设在上海的《时代》杂志社，开始以草婴为笔名翻译一些有关苏德战争的通讯和特写。
为何取“草婴”这个笔名呢？草婴说：“草是再平凡不过的植物，取‘离离原上草’之意，我愿做一棵普通小草，传播一种高尚精神。”
1941年，《苏联文艺》发表了草婴翻译的普拉多诺夫的小说《老人》，这是他完成的第一篇翻译处女作，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
建国后，由于翻译成就突出，草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开始专门从事文学翻译。上个世纪50年代，草婴看过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他觉得这部作品在关心群众疾苦、反对官僚主义方面，对我们有所借鉴，于是就把它翻译过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发行量高达140万册，并受到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高度重视。这部作品先是在《中国青年》上连载，之后全国青年被号召向女主人公娜斯嘉学习。据说，作家王蒙初登文坛，即读了这部作品，深受启发，从而写出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苏俄文学界名流荟萃，巨星璀璨，曾有5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草婴将目光锁定在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上，为何要选择翻译这两位文学巨匠的作品？草婴说：“在俄罗斯文学中，托尔斯泰的地位无人比肩，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是富有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被巴金誉为‘19世纪世界的良心’，这和我自己的内心追求比较吻合。托尔斯泰之后，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精神最好的一位作家，所以我当时选择他们两位的作品作为自己今后主攻方向。”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一些搞苏俄翻译的人，另谋出路。有人劝草婴：“赶快改弦易辙吧，别再惹火烧身！”在反修防修年代，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草婴不为所动，初衷不改，他说：“文学是沟通两国人民之间的桥梁，何罪之有？”可是不久，他便大祸临头。
“文革”时，江青污蔑肖洛霍夫是“苏修文学鼻祖”。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草婴作为译者，受到株连，罪责难逃，被认为是肖在中国的“吹鼓手”和“代理人”。他和妻子盛天民长期遭到隔离批斗，两个孩子被迫送往乡下避难，弄得家破子散，但倔强的草婴，始终不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有罪。
造反派抄了草婴的家，将他多年积累的满屋书籍及资料全部没收拉走。后来，草婴被发配到一个建筑工地劳动改造。
1965年1月，正值江南最冷季节，身穿咔叽布劳动服的草婴，在工地上扛水泥，累得汗流浃背，孱弱憔悴的草婴，本来体质就虚弱，体重不到100斤，手无缚鸡之力，那一袋袋重达100多斤重的水泥压在他肩上，不啻压上了一座座沉重大山。1月28日那天，暮色苍茫，干了一天活的草婴，早已累得眼冒金星，疲惫不堪，但他还是强咬牙，将一袋袋水泥扛进仓库。这时意外发生了，卡车旁的草婴尚未站稳，一袋水泥山一般压在他背上……突然，他感到体内传来“咔嚓”一声响，随即瘫倒在地，不省人事……人们七手八脚将他送进附近的瑞金医院。医生诊断为胸椎骨十二节压缩性骨折，轻者瘫痪，重者性命难保。因当时草婴还是个劳改专政对象，没有住院治疗资格，所以，他只好被送回家。
从此，正值壮年的草婴躺在床上，度日如年，锥心巨痛折磨得他骨瘦如柴，医生叮嘱他每天必须“绝对卧床休息”，让断骨自然愈合，如果乱动，椎骨万一长错位，那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壮志未酬的草婴，真怕自己瘫痪在床，不能从事翻译工作，因此，每天24小时，他一动不动直挺挺躺在木板上，简直跟木头人一样，一切生活都局限在这块木板上。多亏了相濡以沫的妻子精心照料，才使得生不如死的草婴，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就这样，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年，草婴骨折的胸椎骨总算愈合了，他刚从床上爬起来，便重新拿起笔，投身于文学翻译之中。
还有一次，造反派逼他揭发翻译家满涛、傅雷的“罪状”。草婴认为无论自己身处何种逆境，都要保持人格底线，不能落井下石。他熟悉满涛、傅雷，他们根本不是反革命，所以坚决不写批判他们的文章。为此，草婴惨遭折磨，当他从偏僻的农场放出来时，突然上吐下泻，呕血不止，五天五夜滴水未进，后来动了手术，胃切除四分之三，总算保住性命。
两次死里逃生……！
1977年草婴平反后，领导认为草婴思维敏捷，满腹经纶，很有领导才能，决定安排他出任某出版社总编辑，草婴谢绝了，他说：“我对行政不感兴趣，还是让我搞翻译工作吧！”
为“译”消得人憔悴
鲁迅曾把翻译比作普罗米修斯，说翻译家把异域的文学作品译介给本国读者，就如同普罗米修斯把原属于天国的火种偷出来，送给人类。
作为文学翻译，大都默默无闻为他人做嫁衣，而草婴的名气随着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声名鹊起，在我国翻译界，渐渐形成了草婴效应。
上个世纪60年代初，草婴第一次翻译出版托尔斯泰的《高加索故事》，反响不错。“文革”后，他制定了一个跨越20年的庞大翻译计划，打算系统地将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所有作品文集，共计600多万字，全部译成中文。他孤注一掷，并形容这个浩大工程：“我已经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
从此，草婴躲进书房，伏案劳形，挥动那只勤勉译笔，焚膏继晷，译得不知今夕是何年。当时，他的胸椎骨虽已愈合，但落下腰痛后遗症，伏案时间一长，腰痛欲裂，苦不堪言，即使这样，他从未放弃译笔。老伴劝他：“别再拼命了，这样下去身体会累垮的！”可草婴却说：“人都是病死的，哪有累死的！”面对倔强耿直的草婴，老伴也没办法。
文学翻译是一项艰苦劳动，需译者秉赋一种忘我精神和甘于寂寞的执拗。翻译家和作家不同，作家有时还要深入体验生活，可以散散心；而搞翻译的人，只能长年累月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与世隔绝，几本外语书几本字典相伴左右，孤灯一盏，清茶一杯，在这样枯燥乏味的环境里不是过一天两天，而是终生，没有点惊人毅力和吃苦精神，很难做到。
那时，草婴住房紧张，条件艰苦，房间阴暗潮湿，冬天冷得像冰窖，由于伏案时间长，四肢血液循环不畅，手脚都生有冻疮，红肿起来，痛痒难耐。夏天，在蒸笼般逼仄的小屋里，草婴仍挥汗如雨，奋笔疾书，每到晚上，还要忍受蚊虫叮咬。
为“译”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草婴几十年如一日，寒耕暑耘，呕心沥血，先后翻译出版了《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他耗时6年完成的气势恢弘的《战争与和平》，令人叹为观止。这部托尔斯泰的名著，不知倾注了草婴多少心血和汗水。著名作家王西彦称他是：“忘我的虔诚态度和傻子精神！”
成绩面前，勤奋执着的草婴没有止步，接着又翻译托尔斯泰的自转体长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以及四卷中短篇小说，总共约400万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中国翻译界都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
艺术追求没有止境，在完成了翻译托尔斯泰作品的浩大工程后，草婴又将目光投向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作品上。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草婴就曾翻译出版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引起极大反响。“文革”时，他因此蒙冤批斗，草婴可谓苦头吃尽，那么他为何如此青睐肖洛霍夫的作品？正如托尔斯泰作品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一样，在苏联作家中，肖洛霍夫是继承发扬托尔斯泰精神和艺术技巧最成功的一位，所以草婴才一往情深地景仰着这位伟大作家。他说：“肖洛霍夫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揭示人性的坚强和美丽，宣扬人道主义精神，能引起我心灵共鸣，译者不是‘传声筒’，也不是‘翻译机器’，文学翻译更需要感情共鸣，只有情感被打动了，才能把自己融入原著那种氛围之中。”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草婴决定重译《被开垦的处女地》，再版时更名为《新垦地》，以此看出草婴对肖洛霍夫的景仰和热爱。接着他又翻译《肖洛霍夫作品集》三卷，计100多万字。
1987年7月，草婴访问苏联时，因日程安排紧张，未能去维辛斯卡镇访问肖洛霍夫故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晚年迎来收获季节
在漫长60载的翻译生涯中，草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和艺术追求，他认为译著应是译文读者读后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读后的感受，使译文读者尽量能够欣赏到原著的艺术魅力。
文学翻译忌讳“喧宾夺主”。草婴说：“我在翻译时，时刻注意原作艺术风格。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都呈现清新朴素的自然文风，我尽量将这种风格译得传神到位，能够使读者像阅读原著一样得到启发和美的享受。”
草婴认为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工作，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深刻体会作者整个艺术创作过程，把握原作精神实质，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印证和共鸣。这样翻译既需要译者有创造性，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意图，所以，有人把翻译工作称为“带着锁链跳舞”，正如郭沫若所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好的翻译等于二度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原作”。
每次……
笔者上大学时，曾听俄语系老师讲，师生们将原版原著和草婴的译本对照，时而为译文的忠实钦佩不已，时而又为对应巧妙神似而拍案叫绝。看来草婴的译著，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不怪乎有专家将草婴译本，称之为优秀译本的标志。
“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这是草婴一生遵循的座右铭，凡是编过他译文的编辑，都有这样的感受，不论是卷轶浩繁的洋洋巨著，还是精悍篇什，草婴的译文手稿，总是那样整洁清爽，没有别字错词等瑕疵，几乎每个字、词、句，他都要反复推敲修改润色，不厌其烦，直到满意为止，从中可以看出他翻译作风的严谨缜密。为翻译被称为“俄国百科全书”的恢弘巨著《战争与和平》，草婴整整花去6年时间，先后修改几十遍，译著发表后，深受读者喜爱。著名汉学家李福清教授说：“一个人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可能全世界只有草婴。”
一位读者给草婴写信：“托尔斯泰作品无与伦比，您的翻译同样也无与伦比！”有一次，草婴去兰州大学讲学，热情的读者蜂拥而至，将教室门窗都挤坏了……一谈起这件事，草婴就激动不已：“就是这些亲爱的读者，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为他们我愿像春蚕一样，吐尽心中的丝……”
作为中国译界大师级人物，草婴皓首穷经，辛勤笔耕。晚年的草婴迎来了收获季节，他先后荣获俄罗斯“高尔基文学奖”（是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翻译家）、“鲁迅文学翻译彩虹奖”、“中国资深翻译家奖”、“中俄友谊勋章”等文学大奖及荣誉称号。
虽光环耀眼，译著等身，但草婴却将这些看得很淡，古稀之年的他深感时光宝贵，他想在有生之年多给后人留下点什么，每天仍然笔译不辍，他的日常生活都围绕着文学翻译运行，为此他经常推掉各种应酬，埋首书房，专心译著，他说，越是轻松安逸的环境，越要有自控力，抗拒诱惑，耐住寂寞。为此，他制定了通盘计划，有长远的、近期的、当年、当月，甚至每一天的，都有章可循，按计划行事。草婴认为人生短暂，精力有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他细水长流，从不间断，一年365天，没有特殊原因，几乎都是在书房度过的。有人说他活得累，像个苦行僧。他说：“我这是在苦中作乐，为了读者，我甘愿服一辈子‘苦刑’！”
作为我国文坛资深翻译家，草婴淡泊名利，至今无级别、无职称、无固定收入，他一生只靠微薄稿酬收入维持生活。友人几次介绍他去从事待遇优厚的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人各有志，各人走的是各人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人生在世，总要有自己的志向和追求，我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能过得去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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