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朱安，眼前就浮现一口井。那深深的院落，高高的围墙，阴晦的天气，一个又一个孤寂的上午、下午，夜里颤抖的星星……无不使人联想起“心似枯井”这个词语。即使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在那八道湾胡同或砖塔胡同，这口井仍一如既往地空旷、孤寂，几乎令人害怕。

　　鲁迅反感朱安，有充分的理由。1906年接到“母病速回”电报，鲁迅匆匆赶回去，却发现家里一片张灯结彩，惊愕之余很快就明白了。他没有反对，甚至对家里人给他戴假辫子，也没有表示特别的不快。他知道这个时候，一切反对都于事无补。而朱安，一个过于平凡的绍兴女人，矮小，瘦弱，狭长脸，突出的额，小脚，不但毫不漂亮，连一般年轻女人的活力都几乎没有一点儿。

　　虽然鲁迅不至于以貌取人，但我想当他看见母亲给了他这样一个“礼物”时，总不免有些寒心。如果朱安漂亮一点儿，哪怕就是像胡适原配江冬秀那样，对鲁迅可能也是个安慰。

　　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当朋友向鲁迅打听成婚的事时，他自嘲地说：“是母亲娶媳妇，没有我的事。”婚后第二天晚上，他在母亲房里磨蹭，不想回去睡觉，后来干脆躺在书房里。婚后第五天，他就借口“不能荒废学业”，带着二弟周作人去日本了。

　　上帝的居心，有时真让人怀疑。像鲁迅这么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闯将，怎么偏偏会碰上朱安这么一个最守旧最庸常的女人?

　　鲁迅也曾想和她沟通。有一次，跟她说日本有一种甜点，很好吃。朱安马上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的。她可能太自卑了，急着要讨好这位“大先生”，反令鲁迅不快。那种甜点，不但绍兴没有，整个中国都没有的。

　　“五四”之后，风气渐开，郁达夫、郭沫若等与鲁迅一样饱受旧式婚姻折磨的作家，大多挣脱了束缚，开始了新生活。也有人劝鲁迅离婚，鲁迅肯定早就彻夜不眠地考虑过，但还是难以跨出这一步。鲁迅年龄比郁达夫、郭沫若大很多，受传统影响更深，不能像郁达夫、郭沫若那样放得开，估计这是一个原因。但他主要顾虑的还是朱安。

　　按绍兴习俗，一个嫁出去的女人被退回娘家，就会被认为是被“休”了，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将使她处于极难堪的境地，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将一落千丈。有些性格软弱的女人竟会因此而自杀。

　　鲁迅显然是不忍把朱安推到这样一个境地的。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谈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婚姻：“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这正是鲁迅伟大的地方。什么是伟大？能为别人担当起痛苦，就是伟大。郁达夫、郭沫若都是浪漫、潇洒的，他们的选择在当时情况下无可指责，但显然与伟大无关。

　　与鲁迅相比，朱安更加不幸。鲁迅忍受了漫长的煎熬，最终还是等到了他的“月亮”――许广平；而朱安，却真的“做一世的牺牲”，陪伴她的，只有年迈的鲁老太太，迟迟的月光，夜夜的空房……

　　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朱安，并非真的心如枯井。其实，她一直在想着改善与鲁迅的关系，只是差距实在太大，渐渐也就没有了机会。

　　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并生下海婴，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房东的妹妹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她凄凉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读了这朴实而悲惨的言辞，我不禁泪下――一只蜗牛!我怜悯朱安一生悲苦的命运，更惊异于她对自己处境的准确体认――每一个生命都有它对世界的感悟啊。哪一个文学家，就是鲁迅，也没有想到用这么一个比喻来形容朱安吧？

　　朱安因这个比喻而定格。如果把封建礼教比作一口深井，鲁迅和朱安都被困在井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鲁迅历尽千辛万苦，总算爬上来了，虽然遍体鳞伤；而朱安，永远爬不到头!

　　我止不住想，像朱安这样一个生命的诞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上帝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一出荒诞得令人泪下的悲剧呢?

　　我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儿过于大胆的想法：鲁迅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朱安与许广平，若论谁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

　　正是朱安，使鲁迅体味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命运的荒诞，断了他的后路，刺激他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

　　一个伟大的诞生，往往出于迫不得已。鲁迅文风的阴冷、偏激、滞涩，也与朱安这个背景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安成就了鲁迅。两个反差极大的生命体被捆绑到一起，激起巨大的思想和情感波澜，不和谐处被极端放大，化作鲁迅沉郁的文字和骇人的意象，惊现于世人面前。如果鲁迅一开始就为妩媚的“月亮”所笼罩，现代文学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这，就是朱安的价值。当许广平来到鲁迅身边，鲁迅已经成熟，她看到的，是一个结果。

　　因此我又想，上帝也许是对的，在他看似荒谬可憎的组合中，包含着深刻的必然。朱安，也许是上帝特意安排到鲁迅身边的。这只小小的在后院寂寞爬行的蜗牛，维系了鲁迅一生的沉重。

　　鲁迅死时，朱安在北京的宅院里设立灵堂，一身孝服，为鲁迅守灵。

　　朱安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人。在遗嘱中，朱安说：“灵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

这个愿望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她被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村，仍然陪伴她侍候了一生的鲁老太太。

成功的男人背后的女人.
另一说则为一方面做的好,则有一方面失败的.

命运的安排，无奈！如果鲁迅没有这么伟大，也就不会这么痛苦，就不会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