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床上,让思想如此缠绵
发现思想仍在缠绵,是在周日的清晨,躺在床上。从夜里梦乡走到晨曦鸟语,思想是始终存在的唯一依据。完全是一种无意,不像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躺在床上思考,是一种习惯性的惬意。镜像很清晰,就像我在书房里按键,打开电脑,走进涂写的页面。考试。一间教室,蹩脚,陈旧,阴暗,坐满了人,都在紧张地答卷。一个个笔走龙蛇,似乎成竹在胸,唯我手持试卷发愣。一些似是而非的题,乍看明了,细看却又模模糊糊,云里雾里。我不知怎样落笔,一种无奈的茫然与紧张,潮水般涌来。突然,耳边响起怪异的声音,以为考试时间到,愣怔中醒来,才是鸟语。鸟语从窗外飘进来,又飘出去,痕迹是一道空灵的线;声调密集而短促,很像是那位物管抄表员的方言。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醒了,思想的尾巴,仍停留在梦里,纠缠于那场莫名其妙的考试。突然明白,身体与思想,是可以单独活动的。比如刚才,我的身体躺在床上,以一种静止与休息的姿态,排遣着一天的疲乏,思想却还在应试,诠释着我的存在。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吗?要感谢上帝,在赋予笛卡尔睿智聪颖智慧的同时,又赋予了他一副孱弱多病的身体。拉.弗莱施公学的校规是严明的,从晨早的宗教仪式,到晚上的自习,功课像一根绷紧了的弦。不是天性叛逆,而是他的身体,以及院长对智慧的赏识帮了忙。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笛卡尔的厌倦,那些枯燥陈旧的教程,让课堂上的笛卡尔如坐针毡。他认为在这样的学校,除了数学之外,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内心的逃避,不需要刻意寻找理由,哪怕是一分一秒,也值得珍惜。何况晨早,一刻千金的晨早,何况有院长的绿灯高照。
只是,身体可以获得特殊恩准,不参加折磨人的晨早宗教仪式,心却再难以安静下来。起床的铃声是一种撩拨,走出梦境的思想,已如覆水难收。先是自发的,不经意的,杂乱的,躺在床上思想,让灵魂肆意缠绵。清新的空气,偶尔的鸟语,还有起床铃声过后的安静,都是思想助飞的跑道。从自发到自觉,并没有天然的距离,或者说,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水到渠成。逐渐地,笛卡尔发现,这种晨早的逃避,已成为自己一块难以逃避的精神圣地;思想的指向,也由开始的随意,盲目,迷乱,走向一个明确的坐标------人,主体意识觉醒的人。从统治了一千多年的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从新航线,新大陆的发现,到文艺复兴大潮下对人的发现,知识的发现和科学的发现,希腊与希伯莱,雅典与耶路撒冷,两条文明的大流,在笛卡尔的脑袋里汇合,形成澎湃的思想大海。一个充满新奇,充满魅力,充满诱惑的广阔天地,在智慧的大海面前,展示出了空间的无限。冲破牢笼的思想,是精神的自由天使。仿佛是一种天意,上帝把这样的机遇赐给了笛卡尔,他遨游其间,内心充满了愉悦与兴奋,在一个清新安静的早晨。
对于一个智者,这似乎只是一种既定程序。也是从日落到日出,也是从黑夜到天亮,也是从上床睡觉,进入梦乡,到晨早的铃声过后,躺在床上,让灵魂缠绵,并在缠绵中诠释世界,自在而逍遥,没有羁绊。然而,一觉醒来,已不再是庸常的觉醒,不是简单的睁开两眼,看太阳是否照常升起;而是整个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就像第一个登上月球,在月球上蹒跚而行的阿姆斯特朗,笛卡尔对人的发现,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一小步,人类一大步。说出,就是照亮,躺下的思考,孕育了一个站立的伟大,思想从此走向了人自己。拉.弗莱施公学的晨早,宗教仪式依然进行,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学生们仍然站得笔直整齐,在牧师的引导下,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圣经》。用声的和用心的,理解的和不理解的,都是一个姿势,神情严肃,十分虔诚,拒绝怀疑。真正的怀疑者并没有在场,仍然躺着,赖在床上,思考并愉悦着,痛苦着,忧虑着。然后,从容而自信,带着他的怀疑、高傲与否定,带着人类觉醒了的主体意识,面向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这一走就走了三百多年,现在仍有不少人在接力,并将会继续下去。这是必然,一条宽敞的大道,一旦开出,就不愁没有来者。开路者是笛卡尔。他从持笔从戌,到流浪它乡,带领主体意识觉醒了的人们往前走。既然书本上的都是陈词滥调,有害无益,不如走向现实,去读世界这本大书。只是,现实却不是纯如璞玉,旧体制,旧文化,旧思想的痕迹,像那些大煞风景的路边垃圾,总是让人感到与世界的陌生和疏远。笛卡尔不愿与这个浑浊的世界同流合污,不愿成为这个世界的演员。于是,他戴上面具行走,让一道拒绝的窗帘,笼罩在眼前;然后,自己再以一个观众的姿态出现,观赏这形形色色的世界。最终他选择了荷兰,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年。不仅这里神秘的尼德兰,吸引着当时整个欧洲人的眼球,而且以尼德兰为中心,北部七省成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让这里普照着自由的阳光。思想的流浪者霍布斯来了,洛克也来了,在这里出版和发行着他们的理想。正是那一抹自由的阳光,点燃了笛卡尔理想的火焰。他也来了,不为跟风避难,只为能够像拉.弗莱施公学那样,在晨早时光,躺在床上,让思想缠绵,充当这个世界的观众,而不是演员。
心在红尘外,人在舞台下,这个世界的精彩与迷乱,都在笛卡尔面前显现出来,矛盾而惨烈。在荷兰这片自由之邦,笛卡尔如鱼得水。他的使命是廓清和拯救。从物理学,数学,解析几何,到哲学,他希望从科学中,找到证明与拯救的方法。几何学的原理,给了他启示:基本的初始公理一旦确立,就可以由此出发,推导出相关一切。笛卡尔希望哲学也出现这样的奇迹。他说,良知或理性,是世界上分配最均匀的东西。认识不同,不是因为一些人拥有的理性更多,而是在于应用的差异。只有通过正确的方法来指导,才能让理性获得更多的真理。这有赖于纯粹理性下的天赋观念。于是,在这种天赋观念下,《谈谈方法》、《第一哲学沉思集》、《哲学原理》,像穿过精神圣殿的斜光,拂去千年沉重的阴霾遮蔽,把人们从物我不分的混沌状态中拯救出来。当然,同时被拯救的,还有理性主义。这个在古代哲学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就争论不休,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又以唯实论和唯名论继续争论,直到争得上帝死了,自己已然遍体鳞伤的理性主义。笛卡尔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证明思想者才是世界最真实的存在:
一切思维都存在着
我在思想
所以我存在
一个简单的“我思故我在”,又使我回到早晨,回到鸟语花香,回到床上。受朝九晚五的游戏规则驱使,我显然没有笛卡尔幸运,不能天天如此,整个上午躺在床上思考。但至少在此刻,这个周日的晨早,我可以笛卡尔一回,躺在床上,哪怕一会儿,想一些简单的问题。思维的羽翼以“我”为元点,缓缓张开,并聚焦于自我。不是窗外的世界都因我而存在,比如那些晨鸟,朝露,花草,还有小区里隐隐约约的脚步声。虽然,从经验判断,我也许可以做出多种揣测,他们大概是什么,怎么样,或不是什么。但我却不敢确认。没有任何一种知识,可以保证我的确定无疑。我能够确认的,就是此刻,我躺在床上思考,并因此而确定我的存在(Being)。或者说,对这个世界,只有当我思想的时候,我才是起作用的;当我不思想的时候,我就没有作用了。还是这个词,存在(Being),这个从希腊语的einai(to be)就争论不休,直到现在仍是众口难调的词,在笛卡尔这里,通过普遍的怀疑,让我们似乎豁然开朗,一下找到了无可置疑的基点,认识世界中解析几何式的基点;通过彻底的否定,找到了最根本的肯定,关于“我”,关于方法论,关于主体意识。然后,再从“我”出发,重新认识世界。我尝试着贴近笛卡尔,用心体味世界。清晨的窗外,那些树,那些鸟,那些朝露,以及满院的绿肥红瘦,都澄清了所有的怀疑。通过彻底的去蔽,世界的敞亮本真,像这美丽而湿润的早晨,鲜活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人为此而站立。
笛卡尔的名气越来越大。树大招风,虽然,笛卡尔招的不是一般的风,不是狂风暴雨,不具有元初的毁灭意义,却仍没能逃脱福祸相依的宿命。毁灭他拯救之梦的,竟是一种高贵的自由和尊重。它既与权力无关,也与强迫无关,而是一种真诚,瑞典女王的真诚,以及真诚下的差强人意。这位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女王,不知是为了附庸风雅,还是修炼内心,慕名决意要邀请笛卡尔做她的哲学教师。没有与他商量,也容不得他更多地考虑与推辞,当他知道的时候,女王专程派来迎接他的军舰,已停在阿姆斯特丹的海滨。笛卡尔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去了,去适应女王陛下清晨五点的早课。这对几十年来整个上午都躺在床上思考的笛卡尔来说,不是早几个小时起床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颠倒。一直躺在床上思考的笛卡尔,似乎这才发现,瑞典的早晨是如此寒冷,从北极圈吹过来的风,有一股穿心透肺的力。来这里仅仅四个月,年仅54岁的笛卡尔,就被这股力击倒了,倒在了女王的无比崇敬中,倒在拯救理性主义的漫漫长路,永远没再起来,怀揣他的天赋观念,理智直观,普遍的怀疑,以及身心二元对立的迷惘。
朋友打来电话,问起床没有。这才想起今天有约,去东湖雅居喝茶,讨论我们的在场主义。看看表,已经八点。收回思想,轻轻翻了个身,发现身体与灵魂,竟是如此完美地统一。不能再睡了,不能再让思想如此缠绵,赶快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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