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的脸孔
　　
　　
　　 “让我着迷的，是人们可能会说的话，而不是人们正在说的话……”杜拉斯回答她为什么要写《广场》这本小说时说道。小说里，她用一个流动商贩和一个年轻女佣坐在街头广场椅子上的琐碎谈话，表现两人的日常生活，捕捉他们细微的、孤独的情感。
　　
　　 巴黎街头广场上形形色色的人，谁也想不到有一个幽僻的女人坐在长椅上一整天，只为了观察他们自然流露的言行。杜拉斯的身份，就像一个扒手，一伙抢劫犯，一个站街的，人们正在做的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她只想从他们正在做的揣摩出他们生命的可能：什么人容易下手，什么人心里躁动，什么人孤单无援……
　　
　　 2700多年前，最早的广场出现在古希腊。广场不大，也不禁止游商走贩，更不用查暂住证。这里是市场、会议厅和公告栏，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苏格拉底在这街巷式的广场上拉住一个路人，就问他对失恋的看法。等到路人被他问得瞠目结舌，他又转向下一个目标。因为他整天干些这么不靠谱的事。公元前399年的一个春日，苏格拉底70岁那年，他被古希腊雅典城的500人陪审法庭，以渎神和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饮鸠而亡。
　　
　　 但是，处死他毕竟还是给了罪名的，可供500个公民集会的雅典卫城广场，成了“公民社会”最初的形态。
　　
　　 无论是杜拉斯还是苏格拉底，广场对他们来说，都是自由的场所，自由行动、观察或者言说。这和我们身边的大千世界刚好相反。越来越多的广场，宽阔而空旷，躺在皇宫一样的政府大楼前。没有绿地，没有长椅，没有树荫，没有讲台，没有告示牌，更没有闲杂人等。广场成为私地，闲人莫入，观察成为窥探，言说成为“对天发誓”――永远不会有回应。
　　
　　 有幸没有被围起来的公共广场上，从清晨开始，大妈大爷们在这里练太极、闲聊。几个没找到工作的外地青年斜靠在长椅上，茫然地看着榕树密叶切割的天空。他身上披满阳光，但从不感到光明。
　　
　　 早些年，还查暂住证的时候，一个在广场或街道闲逛的命运基本如下：穿制服的人走过来，问正在中国土地上走动的中国人，你，有暂住证吗？没有？跟我们去收容所吧。就算有，你要是态度不能做到无数谦恭的公民那么良好，而是自作聪明地把证递给他们，对方可能马上把证一撕两半，然后再问，暂住证呢？没有？跟我们去收容所吧。
　　
　　 你终于从室外广场进入温暖的室内了，牢霸先周密地搜过你的全身，再把你热情地打上一顿。随后看守让你和其他幸运儿一起，排队打电话。一天三次。三次都找不到人来赎，你可以先去劳动改造一番。
　　
　　 巴赫金所指的广场，那个“集中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力，总是为‘老百姓’所有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等于废话。他没到过中国的山，自然不会唱中国的歌。这里广场是私人的，或者本地的。这里的行动者是风烛残年无能为力的老者，他们只能缓慢地打着太极度过余年。这里的观察者是为生存不择手段不要尊严的小贩、罪犯、，他们机警地盯着行人，同时预防不测。这里的言说者，对权力绝对忠诚，对法律不屑一顾，对他人生而为人的权利看得像落叶一样轻薄。
　　
　　 庞德诗如此写地铁：“在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幽暗明灭的脸庞，迅速来去留不下印象的表情，是纯粹机器化世界里被奴役的人心，孤独而冰冷。而广场上的众生，脸庞的层次丰富让人印象深刻，只是这印象背后，这每天的言行背后，不是一个流动商贩和一个年轻女佣的日常生活，而是人被人奴役的苦痛。
　　
　　
　　


转自： http://www.icea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