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突然之间，媒体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纸馅包子事件、“史上最毒后母”事件，将媒体公信力下降的问题突显出来。这两天，桂林日报因报道旅游业整顿新闻而道歉，进一步显示今年的夏天对媒体来说是一个多事的夏天。

    然而，这个多事的夏天是意蕴复杂的。假新闻事件让媒体这个行业承受巨大的耻辱，也让人得以表达对媒体公信力的深度怀疑。我深知，一个怀抱理想和职业追求的媒体人，耻辱感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又何待纸馅包子和“史上最毒后母”事件的出现呢？而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怀疑其实也早已深深种下，只不过因这两起假新闻事件而得以公开表达而已。

    也许我该怀抱良好的愿望，相信假新闻事件引起的巨大反响，能够促使人们在恢复媒体公信力上面去作出一些深度的思考和改变。但紧接着看到的桂林日报编辑部和记者的道歉，使我对媒体公信力的恢复几无信心。

    这是怎样的道歉呢？桂林日报记者刘桂丹7月26日报道桂林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直指违规旅行社和导游”的新闻，随后一些旅游从业者连续几天到桂林市委、市政府上访，29日桂林日报编辑部称由于“把关不严”，在《整治直指违规旅行社和导游》的文中“有不当之处，造成了不良影响，特此公开致歉”，同日还刊出记者刘桂丹的道歉，称“文中有不当之处，特向导游及旅行社公开致歉”。

    在“编辑部致歉”和“作者致歉书”中，我们只看到致歉方称“文中有不当之处”，但看不到那篇稿件究竟不当在哪里。道歉中既未引述稿件“不当”的事实，也未涉及报道是否真实的问题，这是媒体和记者内心的反省，还是迫于压力的自贬？我只感到这种道歉不仅不足以使人知道当与不当界线何在，而且只能使人因不知界线何在而产生内心的恐惧。

    看《整治直指违规旅行社和导游》一文，其中没有对桂林旅游业以整体的否定，只不过客观报道了桂林市开展旅游业整治行动的由来，违规旅行社和导游在门票、吃住标准、迫使顾客购物等方面的手脚，并附有一些被整治的不良行为的例子。在这篇报道出现以后，部分旅游从业者连续上访，到底是因为报道不实，还是因为对旅游业管理方面有什么集中意见，我们也未能看到桂林方面正式的说法，直接就出现了“文中有不当之处”的报社和记者道歉，而不当在何处又莫名其妙，整个事情弄得如烛影斧声般神秘无比。

    谁能给公众一个交代，桂林的旅游业整顿到底是否正在进行，旅游从业者上访中所反映的意见或提出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报纸的报道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所谓的“不当”到底指责是什么？如果没有任何明确的信息，道歉是所为何来，又有何可信之处？如果整治是确实的，旅行社的导游中有部分不良行为是确实的，那些被报道的例子是确实的，那么报道有何责任可担？难道仅仅是因为报道以后有了上访吗？那么请问上访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是因为对旅游业内不良行为的报道，使得不良行为难以为继；还是因为这些不良行为本身就是旅游业管理方面不合理而导致的？

    很遗憾，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解释，没有得到任何说明，只看到了编辑部和记者的道歉，而他们为何要道歉，却不清不白。“报道不当”成了笼统而且具有某种何患无辞意味的说法，好像哪一方都没有问题可以检讨，而媒体和记者可以随时作为被抛出的卒子，抛出的理由是含混无比的“有不当之处”。

    请给当与不当一个标准，让人在行为之前就可以预判自己的行为，而不要将它弄成一块专用于事后追究而事前人莫可知的膏药。请给人的行为一个确定的规范，而不要用恩威莫测的办法来神秘管理。恩威莫测的做法，可以使人噤若寒蝉，可以使人恐惧于未知的祸福，可以使人唯唯诺诺无所措手足，而不足以使人站立起来，不足以使人培养出尊严和道义，而无尊严和无道义的人，也无法以公信力、道德等要求来约束。

    我确信媒体面临着公信力危机，媒体从业者也面临着道德的危机，但我想这些危机首先是一种职业责任的危机。当媒体人难以进行真实的报道时，他就难以承担职业责任；当他即使报道了真实也往往“不当”，甚至越是真实地报道越是“不当”时，他的道德将怎样树立？没有一个敢于面对真实的社会机制，我们就会惧怕真实的信息，媒体往往因此而被牺牲。而没有负责任的媒体，就不会有负责的舆论，因此也不会有负责任的社会。
                            2007-7-30

没有负责任的媒体，就不会有负责的舆论，因此也不会有负责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