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继承发展了明代《包龙图公案词话》和清代《施公案》等作品的积极影响，是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中出类拔萃的作品。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是中国话本体长篇公案侠义小说当之无愧的高峰。
一：“三侠”所指及侠义公案小说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的说唱本《包公案》编写而来的，与《小五义》、《续小五义》等书组成一个系列。清代著名学者俞樾为其做修订时，以“书中南侠、北侠，双侠，其数已四，非三能包，加小侠艾虎，则之成五，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二人非侠而何？”于是将其更名为《七侠五义》。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云：“如三侠，即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此说大约引自俞樾修订的《七侠五义》序言。

    其实，“七侠五义”之称与“三侠即南侠、北侠、双侠”之说一样，是错误的。因为，并非所有冠之以“侠”字称谓的人便是书中的主角；同样的，并非没有这种称号的人便不是真正的侠士。依照书中各个人物所占篇幅和重要程度来看，尤其是从此书的思想性来分析，《三侠五义》中所说的三侠应该是展昭、欧阳春和智化。这三个人分别体现着中国古代三种哲学思想，展昭代表儒教，欧阳春代表佛教，智化代表道教。
中国一向提倡“文以载道”，每一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道德规范与其所特有的气息，亦包括当时所提倡的“道”，即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武侠小说虽然一直被视为“闲书”，但其中不少作品都反映出了深奥的文学思想。
《三侠五义》的原作者石玉昆生活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忠烈侠义传》这套作品经他以“说书”的形式传唱出来，于光绪五年成书，其间经过数位无名文人修订改写，使得全书的文艺思想极其符合封建王朝的正统观念。这种正统观念的表现首先在书名上。

在中国的词语里，有限的几个包括数字“三”和“五”的成语，绝大多数和统治者或正统思想有关，例如“三皇五帝”、“三纲五常”、“三坟五典”等等。从这几个词里，我们可以发现《三侠五义》其书的思想根源：三皇五帝是历代公认的中华民族的始祖，三坟五典则是为三皇五帝所立的传记。孔安国的《尚书序》中记载：“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注1从历史进程来看，三皇五帝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的社会自原始混沌状态向有秩序状态过渡的时期，而三坟五典中所讲述的，恰恰是“如何建立秩序”的事。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便将儒家学说确立为正统思想；此后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与道教相融合，形成中国化的佛学，亦成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思想；道教是中国的“土产”宗教，历代统治者虽然不以其为正统，但也不十分排斥它。三纲五常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直遵从的“秩序”。其中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的“大道”；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倡导的常行不变的五项道德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常道”。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或说那些修订《三侠五义》的文人）的原意，是以三侠之行为写“维护大道”，以五义之做法写“坚持常道”。总之，这些侠者义士们都是凭借非常手段维护和完善社会秩序的人。不过，可喜的是，作者并未刻板地去照搬三纲五常，而在书中将“三纲”演化为儒、释、道三教，并将这三教的宗旨统一在“侠义”这两个字上。
另外，从《三侠五义》其书的结构也可看出原作者和修订者的思想定位。此书大体可分为三大部分，每个部分以一位侠士作为中心人物。
三侠”中最先出场的是南侠展昭，他不仅是这部长篇章回小说第一部分的中心，也是全书的线索人物。
《三侠五义》以“狸猫换太子”开篇，明确交代时代背景：北宋仁宗年间，以包公赶考遇难引出展昭其人，并介绍他的来历、出身及其“南侠”之称号，再以南侠的活动为线索，导出五义。自第三回“英雄初救难”至第五十七回“包相保贤豪”，南侠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而到此，全书的第一部分也就结束了。
第二部分自第五十八回“九如遇恩星”始，以五义中的彻地鼠韩彰、翻江鼠蒋平及丁兆兰等人的活动为过渡，自此至七十八回“玉堂拜双侠”为止，故事的主人公为北侠欧阳春，并在其间通过北侠的活动引出黑妖狐智化来。 
    在三侠中，智化登场比较晚。他是在第七十二回“学艺招贤馆”中与其弟子艾虎同时亮相的。与南北二侠不同的是，他不是作为“游侠”露面的，当时他的身份是“无处可去”，因而在马强处“暂且栖身”的豪杰。但是，在七十八回北侠随白玉堂赴京打官司之后，直到百二十回全书结束，智化是故事的灵魂人物。
    《三侠五义》虽然是以三侠作为其主人公来进行故事铺陈的，但五义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实际上，三侠是故事的主线，而五义是书的无形辅线。他们的活动，始终与三侠的行动这条主干相辅相成。正因有五义穿插其中，全书才能首尾连贯，不至脱节。并且，作者借助他们的行动，明确写出的“侠”与“义”的不同--“侠”是指依仗一己之力以助被欺凌者的人，其行为带有很强的“独行”意味；“义”则指仗义之士，且包含“聚啸”、“结义”之意。所以，作者在写到五义时，更多地刻画了他们彼此间的感情，陷空岛结拜、卢方寻找义弟、蒋平寻韩彰等情节，无不突出了五义之间的深情厚谊。 
    然而，古人说得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无论是侠也好，义也好，他们维护社会秩序都是借助非常手段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伸张正义之时，他们（事实上也包括作者和读者们）刻意忽略了当时的社会规范，采取的是“以暴制暴”的方式。为了使他们的行为有所依托，作者特意安排了一位清官作为他们的思想领袖。本书的这种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侠义公案小说模式”。 
    鲁迅先生曾说：“凡此流小说，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总领一切豪俊。”在书中，这个“总领豪俊”的名臣，乃包公文正注2是也。在以展昭为主角的第一部分中，穿插了大量“包公断案”的情节，常使得展昭的活动被推到幕后，展南侠其人，也就无可奈何地成了“地下英雄”。
    作者这样安排，一方面是为了给展昭投靠朝廷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为了报答包相提携之恩，也是为了全包拯的这份朋友之谊；另一方面，作者也想借此展现出他所认定的“公正廉明”的标准：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富贵所动，绝不跟奸臣同流合污，一心为民做主。出身儒家的包公正是这一类清官的代表，展昭肯辅佐他自是理所当然。当包公限于职责不能出京时，作者又安排了倪继祖和颜查散这两个人，代包公行使“总领豪俊”的权力。这两个人实际上和包公是“三位一体”的（倪继祖任太守时被人诬陷，是包公为他洗清了冤屈，颜查散则是包公的学生。）。在北侠的故事中，倪继祖是“名吏大臣”；而在智化为主角的故事里，颜查散是“中枢”。为衬托全书的哲学底蕴，作者有意用了大段笔墨描述了二人的身世背景及行事作风。倪继祖之母寄身尼姑庵，份属佛门；而颜查散其人，作为包公的门生，可以说是包公的继承与发展，其所作所为，更为符合道教不为尘世礼法拘束的理论。比包公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干脆与锦毛鼠白玉堂结为兄弟，当时白玉堂却只不过是个一心想找展护卫“合气”的草莽英豪。在颜查散身上，有着比包公更为浓厚的任侠豪放的气质，因此也就更多些对侠义之士的凝聚力。所以，在后半部书里，颜查散能够担起统率群豪，平定襄阳王的责任。
    通过上述类比可以看出，三侠与其故事中任“中枢”的名臣都有着相同的哲学底蕴。这样的安排，使得小说中的武林争斗和朝廷政治纠纷从始至终密切相关，“为国”与“为民”始终紧密结合，不可分割，也使得侠义之士的行动有所依托，有明确的思想作为指导。这样的结构设置与全书的思想内涵密不可分。《三侠五义》，原先之所以题名为《忠烈侠义传》，就是因为作者的文艺思想定位，在“忠”和“烈”这两个字上。“以名臣大吏为中枢”，则使侠士们的“忠”有所根据，以江湖争斗为情节，则使侠士们的“烈”有所体现。“忠”和“烈”是原则，“侠”和“义”是表现，也是手段，而其最终所论述的思想，是“三教归一”。
值得一提的是，《三侠五义》的问世，开创了侠义公案小说这一模式。而且，由于它情节精彩，文艺思想水平较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受欢迎。因而此书一出，仿写者甚众，以至当时侠义公案小说蔚然成风，《狄公案》、《彭公案》等皆属此类。但是这些模仿之作大多不具备同样的写作水准，亦无法反映出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二：三侠的形象及其所代表的三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三侠五义》的明线 

    陈墨先生在《中国新武侠二十家》中曾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三侠五义》这部书就是通过描写三侠的性格，进而讲述其命运，进而表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的。其叙述的顺序大抵如下：

1． 儒侠--理想人物南侠：


    南侠展昭是作者最初撰书时设定的理想人物。他相貌英俊，文武双全，为人侠义当先，又极识大体，不似丁兆蕙、白玉堂等人那么恃才傲物。所以他的一切，在作者乃至当时的读者心中都是极其完美的，包括其命运--朋友众多，夫妻和美，本人又一再加官进爵，口碑也非常之好。
    在《三侠五义》当中，展昭的行侠事迹是记载最多的，所占篇幅也最长，计有：金龙寺一救包公，顺便替道人伸冤；土龙岗二救包公，并收王朝等四义士；周济田忠之妻，皇亲花园巧换藏春酒，一救金玉仙；天台镇捉拿刺客项福，三救包公；东皋林二救金玉仙；榆林镇周济胡王氏；汴梁城四救包公；武进县救颜福。通过叙述展昭这一系列的行侠过程，作者给“侠”定了一个标准：“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见《三侠五义》第十三回）。
    在作品中，展昭第一次登场，是借包公的视角进行描述的：“武生打扮，叠暴着英雄精神，面带着侠气”，“年纪有二十上下，气宇轩昂，令人可爱”。其后二人交谈，“一文一武，言语投机”（第三回）。这场偶遇为展昭后来辅佐包公埋下了伏笔。在以后的数回书中，写了许多包公断案的情节，明是赞扬贤臣包拯公正廉明，实是写侠士展昭的精神底蕴，而数次救包公，既是侠士维护社会秩序的具体表现，又突出了南侠武功高强，行事妥帖。
    展昭肯于接受策封，终与包公走到一起，除了他有“侠义为重，全朋友之谊”的想法外，与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也有极大关系。这种教育是通过其老仆展忠与他的对话表现出来的。在《三侠五义》的第二十七回，老展忠力劝主人“务正事”、“奋志”，而在他看来，所谓的“正事”，就是做官、娶亲、传宗接代。这正是儒家思想在生活中的反映。而后展忠得知他家大官人做了四品带刀护卫，喜不自胜，激动得逢人便讲等情节，以及展昭的种种表现，无不体现出展家所遵奉的正统观念。而以游侠的身份入仕途，正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入世”思想。
    由于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展南侠终于接受了包公的好意，成了展护卫。然而，书中借由展昭的自述，一再强调了他的“不愿意”与“无奈”。这与第十二回里出现的项福，可说是一鲜明的对比。 
    项福是作者特意安排，来衬托展昭品德的人物。展昭初见他时，觉得他“身体魁梧，品貌雄壮，真是一条好汉”，只可惜跟了安乐侯庞昱，“错投了门路”。但在听了项福与庞昱的一番对话以后，展昭的看法有了极大转变，认为项福不过是“一个谄谀的狗才”，“辜负了好胎骨”。其后，作者更在潘家楼展昭和项福、白玉堂碰面一场里，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即正统儒家思想：“庞昱正要寻觅一个勇士，助己为虐”，项福为其宠络，“便以为荣耀已极”，“似此行为，便是下贱不堪之人了”（第十三回）。 
    项福侧身安乐侯府与展昭在开封府供职，表面上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作者笔下，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展昭辅佐的包公，是一心为民的清官，项福为之效力的庞昱，是倚仗权势荼毒百姓的恶霸；其次，展昭奉旨为官，是想“为国报效出力”，而项福是为了“求取功名”；他们二人依托官府的方式也不同，展昭是“碍于包相一番情意”，项福是“先宛转结交庞福，然后荐与庞昱”。通过二人的两下对比，展昭的形象便鲜明、高大起来。对于名、利的不屑，是侠客所特有的清高。这也是儒家理论的体现。
    至此，作者还认为不够，又借白玉堂的态度来表现他的好恶。白玉堂和项福本属旧交，但在闻听项福投身庞昱属下后，就立刻“怒气嗔嗔，面红过耳”，当场拂袖而去；而展昭和白玉堂原是有些过节的，可最终展昭凭义气感召了白玉堂，与之化敌为友。这样的情节设置更显现出了展昭的侠义为怀。 
    作为一名侠客，其社会责任是扶助被欺凌者。他们所扶助的对象，是没有等级分别的。如果展昭救护的只是包公一类的清官，那么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侠客。但是，不是这样。书中写道，展昭在前往陈州暗助包公的途中，遇到了田起元的仆妇田杨氏，因见老太太偌大年岁，在坟头上悲泣不已，便起了行侠仗义之心。听田杨氏讲了田家的悲惨遭遇后，他“又是凄惶，又是愤恨”，于是假称自己是田起元的好友，赠田杨氏银两，又赶往庞昱的皇亲花园打探消息，并暗里保护了被劫持到此的田起元之妻金玉仙（第十一回、第十二回）。这应该说是作者刻画展昭这个人物时最为光彩照人的一笔。
    通过展昭辅佐清官和救助受难百姓这两方面的行动，作者树立起一个正统侠客的形象，又使得这个侠客先荐王朝等四壮士投入开封府，次以义气感召五鼠，最终帮助包公建立起“总领豪俊”的地位，完成公案小说的结构。
    可喜的是，作者的思想并未停留在这一层次上，他看到了展昭的不足，这个不足也是所有公案小说里的正统侠客所共有的。
    平心而论，未拜官之前的展昭很有几分侠气，甚是惹人喜爱。作为清官的包拯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展昭则能“以武犯禁”，代为出手解决。他也很为百姓做了些好事。可是在他接受了官职以后，便也同时接受了礼法的束缚，办事束手束脚，变得“笨”了起来。虽然在陷空岛为白玉堂所擒时，他仍能仗义直言，略显了一点英雄本色（第五十四回），但总的来说，展南侠自从成为展护卫以后，便再无太多的英豪壮举和侠义功绩了。展昭这个人物，在全书中性格始终没有什么发展，写到五十七回后，展昭尽管有过几次出场，但也显得很苍白、很空洞。

    作为“侠”来说，侠的行为终止了，侠的精神便无法长久地存在。这个侠客也就等于死了。
    《三侠五义》的作者既要宣扬侠义精神，他当然不甘心让他理想中的侠客有这么样一个结局。展昭以名侠身份涉足官场，终于无法摆脱社会规范的约束，而作者也不可能扭曲他的性格，使他完全背离幼时所受的家庭教育--或者说，作者自己无法完全脱离当时的正统思想--挂官而去，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只好又推出了一位与展昭完全不同的侠客，这就是北侠欧阳春

2． 佛侠--与展昭相对照的欧阳春： 


    北侠的身世，书中交代得比较模糊，祖上详情不明，家中状况不知（实际上可能连家都没有），略略提过的只是他早年在辽东为官，后挂官归隐（《小五义》第二十一回介绍，北侠曾任辽东守备。）。他走的是一条和展昭完全相反的路。 
    北侠为人，豪爽大气，深沉稳重。他早已看透了官场的是非，于是弃官行侠，行事标准当然与为官的展昭不同。范仲淹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北侠所忧的显然不是君，而是民。虽然在破铜网阵一战里，他也出了手，可他不是为“君”而战，是为“义”而战。
    作者在设定北侠这个人物时，就使其与展昭相对照，因而他的形象，从外在到内在，都与展昭截然不同。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绰号上：南与北。南侠得名，是因为展昭家在常州府武进县（今江苏省武进），是南方人；北侠则因曾在辽东为官，被划为辽东人氏，属北方人。这是他二人在地域方面的差异。
    其次，二人在相貌上的差别，分外明显。展昭是“气宇轩昂，令人可爱”，欧阳春则是碧睛紫髯，貌似胡人。这样的对比写法，南方人的清秀与北地人的雄壮，读者一目了然。 
    第三，所用的武器不同，南侠用剑，北侠用刀。虽然剑和刀都是神品，是古时名匠所铸的有来历的兵器，但是刀和剑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剑轻灵古雅，刀平易豪壮。古龙曾说：“刀不仅是一种武器，而且在俗传的十八般兵器中排名第一。”可是，“它没有剑那种高雅神秘浪漫的气质，也没有剑的尊贵。”“剑是优雅的，是属于贵族的，刀却是普遍的，平民化的”（见《飞刀，又见飞刀》之序言《关于飞刀》）。

    这三点不同是外在的，读者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作者设定这三点外在的不同，是为了写这两位侠客内在的差异。
    用刀与用剑，由于武器本身带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已隐约暗示出了南北二侠的差别：南侠精明灵巧，北侠大度刚直。而小说在情节上的安排，则显示出，北侠比南侠高明得多。
    南侠出场，酒楼上赠道士银两，相约“晚间再见”，丝毫不知避忌。这里作者用了先声夺人的写法。虽是仗义疏财，然展昭其时年少气盛，一望即知。 
    北侠则出场即藏。仁和县酒楼上，北侠与丁兆兰闻听太岁庄马刚倚仗其叔父马朝贤的势力，强梁霸道，无所不为，二人均有意除去马刚。可是丁兆兰几次出言试探，北侠都含糊以对。丁兆兰忍无可忍，夜间盗了北侠的七宝刀去杀马刚，不料半路上宝刀丢失，马刚亦为“妖怪”所杀。伺后丁兆兰才弄明白，假扮妖怪除去马刚的，正是他以为其“胆小无能”的北侠欧阳春。
    宝刀的失而复现，是为了衬托北侠武功高超，对于假扮妖怪除去恶霸一事，北侠还有一番解释：他是不愿给地方官惹麻烦，才“逢场作戏”。这自然是因为北侠早年为官，深体为官的苦楚，然结合前文可以看出，比起展昭、白玉堂等杀人之后，一走了之的做法，北侠的确称的起行事缜密、周到。
    对于南北二侠的行侠仗义过程的描述，也可见二人之不同。南侠捉拿刺客项福，先试其技艺，后又预先赶到陈州进行准备，最后在紧要关头放出袖箭，将项福从房顶上射落。本人始终不曾在众人面前现身，却又别有用心地留下表记--袖箭，使得人人尽知此事是他所为。这样的行事风格，使南侠在众人眼中显得十分神秘。而北侠助蒋平等擒花冲、帮倪太守捉马强，两次都是大大方方出现在对手面前。尤其是霸王庄上一场，刀磕飞弹，独御强敌，招贤馆众贼寇闻风丧胆，隐匿不出，越发显得北侠威风八面。这是典型的关东大汉的作风。
    其后，与白玉堂的一场较量，更显出了北侠的过人之处。因霸王庄自马强被擒后，招贤馆诸贼冒北侠之名打劫，白玉堂奉旨，带北侠入京听审。白玉堂年轻气盛，不听蒋平劝告，自以为武艺高强，欲凭本领擒拿北侠，结果惨败。后来还是听从了北侠的主意，请丁氏双侠出面说合，才将此事圆满解决。
    北侠与白玉堂的较量不仅仅是在武功上，还有在办事态度上的。白玉堂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初见北侠时，便想在武功上论高低，所行无疑是“下策”；足智多谋如蒋平，提出“张榜访请”，虽不伤朋友情分，而在白玉堂看来是“已然自馁，如何对人呢”，这是“中策”；北侠的建议，却是不折不扣的“上策”，既保全了二人的名声，又了了白玉堂的差事，连白玉堂比较之后，都认为是万全之策，并悟出“全是我自作聪明的不是了”。
    无巧不巧，南侠也与白玉堂有过一次较量。白玉堂因展昭被封为“御猫”，压了他“锦毛鼠”的名号，便设计盗走了开封府三宝，当时蒋平也曾提出过请丁氏昆仲说合的主意，可展昭觉得“蒋泽长说话带激，我若真个等他，显见我展某非他等不行”，于是独自前往陷空岛。他以为自己行事光明正大，结果中计被俘，闹得大家费尽心机，方才化险为夷。比起北侠之与白玉堂交锋，不过施以二指之力，加上一番善言相劝（见七十八回），展昭又输一筹了。 
    透过白玉堂对二侠的态度，可以看出，真正令他折服的，是北侠的宽容大度。展昭在白玉堂被蒋平等擒获之后，虽表示过要跟其荣辱与共，但仍要责备他“性傲”（第五十七回）；北侠在战胜白玉堂，并表明双方意愿之后，无一句责备之辞，留下白玉堂自我反省。由此可见南侠之心胸，比北侠又差一级了。
    另外，书中的“苗家集双侠对分金”一回，写白玉堂与展昭同到苗秀家行窃，展昭先得手，留了一半银子给白玉堂，其后的“丁兆蕙茶楼偷郑新”一节，写丁兆蕙在室内取银子，展昭在窗外记数，凡此种种，无不显露出展昭身为南方人的精细来。这与北侠游信阳观赏诛龙剑时所表现的宽厚，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南侠行侠作义，遇到不平之事就要管，遇到作恶之人就要杀，这是符合已结合了墨、法两家理论的儒家思想的。而北侠却是宽容仁厚得多，他擒的恶人多，所杀的却少。这与佛教提倡的“慈悲为怀”、“渡化为先”的学说极为契合。
    尽管南侠与北侠有诸多的不同，可他们的精神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行侠仗义”。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在作品中可以隐约看出，北侠是南侠的未来，南侠则是北侠的前身。他们遵循的原则，就是作者在第十三回里给侠客定下的标准：见到不平之事，如同自己的事一般。
    从南侠到北侠，是作者思想境界的一个提高。北侠要自由，便抛弃官职，整日游历江湖，甚至连娶妻生子都不肯。他不自觉地摆脱了南侠所受的束缚。这个形象，在侠义小说里算得上一个突破。 
    然而，这还不够。
    南侠接受了官职，为社会规范拘束了起来，北侠行事太过光明磊落，以至为屑小所算，吃了官司。这说明，对付阴险小人，只靠满腔豪情和江湖道义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只凭儒家的道德标准和佛家的仁和厚道是不够的。
    作者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着意塑造了一个做事出人意表的神奇人物：黑妖狐智化。
 
3． 道侠--出人意表的智化：

    古龙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可能起错，绰号却绝不会叫错。”《三侠五义》中几乎每一位侠客，甚至包括强盗、窃贼，都有绰号。但是，无论哪个人的绰号，都不及“黑妖狐”这三个字来得贴切，因为这个绰号不仅真实地反映出了智化的性情，更连他一生的事迹都概括出来了。
    狐者，指智化可以变化万千。智化善于伪装，丁兆蕙评说，他装什么像什么（见一百十二回）。在书中智化化装过两次，一为赴京城盗九龙冠，他装成逃难的乡下人；二为进君山水寨打探消息，他扮成卖渔郎。巧的是两次他都用了“王二”这个名字，而身份却截然不同，并且两次都表演得天衣无缝。由此可见智化不愧这一“狐”字。
    妖者，谓智化行事邪气。智化原籍黄州府黄安县，父亲原为朝廷命官，与丁氏双侠之父是同朝之臣（见七十八回），可智化甫一登场，是在马强的霸王庄中，招贤馆内，份属“无处可去，暂且栖身”的“一、二豪杰”（见七十二回）。以世家公子的身份入绿林，是一邪；受马强招募，却又暗助官府捉拿马强，自此反出绿林，又是一邪。智化行事，常令对手捉摸不透。马强直至为北侠所擒，由智化等送到太守府时，仍以为他所召集的人中，只有智化对他忠心耿耿，便是一个明证。由此可见智化不愧这一个“妖”字。
    黑者，谓之既狠又绝。智化在马强庄中卧底，深知马强、马刚兄弟俩作恶，是倚仗其叔父马朝贤的势力（马朝贤身为四值库总管，书中虽未明写其劣迹，但从与其名谐音的“招贤馆”中便可看出端倪--马强附和襄阳王叛乱，召集群恶为祸，马朝贤是其背后支持者，也是襄阳王埋伏在皇帝身边的内应。），于是下决心把恶势力连根铲除，这才有了盗取九龙冠、艾虎出首（实是栽赃陷害）等情节。结果马氏叔侄被抄家斩首，不留一点儿后患。智化做事，的确够“黑”。
    书中还特别设定了小侠艾虎和小诸葛沈仲元二人，作为智化的衬托。艾虎是智化的弟子，“小侠”这一称号，不仅仅指他年龄小、辈份小，更为隐指其师智化的“大侠之风”。小诸葛沈仲元，依照俞樾的评论，是个“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的人，他自己则说，他“不能致君泽民，止于借侠义二字，了却终身”。虽然他也辛辛苦苦地在襄阳王处卧底，但根本原因却是“几个好去处，都被哥哥兄弟们占了，只剩了个襄阳王”，他只能“任劳任怨”，以这种方式扬名。虽然他也曾暗中相助，使金太守、颜按院免遭刺客毒手，但终究没有什么大作为，连白玉堂死于铜网阵时都没能相救。比起智化在君山治理山寨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风度，沈仲元当然只能算是“小诸葛”了。智化绰号“黑妖狐”，这一“妖”字，多半是从“诸葛多智而近妖”一句套出来的。
    尽管黑妖狐智化在其绰号中不曾冠以“侠”字，但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侠义为怀的人。这种精神在“智取君山”一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根据书中叙述，君山是襄阳附近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该基地（山寨）的最高指挥官名叫钟雄，号飞叉太保。此人文武双全，文中过进士，武中过探花，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众人皆以为，要战胜襄阳王，必须先收服钟雄。这同时，由于徐庆、展昭为盗回白玉堂的骨殖，失手被擒，正关押在钟雄的山寨中。智化本着“知己知彼”的方针，先假扮渔郎去打探消息，见到君山水寨里张贴的招贤榜文，于是携同北侠前去诈降。他通过观察钟雄的起居环境准确地把握住了其心思，一番谈论之后，钟雄对他大起知己之感。智化遂利用钟雄求贤若渴的心理，骗取了他的信任，救出被囚禁的展昭、沙龙等人，又借广纳贤才之机，安插了众多的己方人士在君山之内。其实这时已具备里应外合，攻取君山的条件了，智化却引而不发。他安排北侠执掌水寨，展昭执掌旱寨，自己总揽大权，任辖统。到了这个时候，钟雄已是空有寨主之名，而无甚实权了，众人本可以最小的损失夺取君山，但是，智化仍不下令进攻。他慧眼识人，认定钟雄是个豪杰，有意要保全他和他的家人，甚至属下，而他也知道，有着辉煌成就和丰富才学的钟雄雄据君山，为一寨之主，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归降的。于是他巧妙布局，在钟雄生日这天将其灌醉，盗下山来。这是为了防备他在寨中宁死不降，奋起顽抗，引发争斗。此后他又赶回山寨，安抚住众人，并带伤追回钟雄的一对外逃而被拐带的儿女，对钟雄施以厚恩。全盘安置妥当，他才率领群豪跪请钟雄弃暗投明，逼得钟雄除了归降以外，再无其他选择余地。至此，智化兵不血刃收复了君山。
    君山一役，是书中一大关目，最为重要的篇章，也是《三侠五义》中所推崇的侠义道所取得的最辉煌的一次胜利。纵观全篇，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的胜利几乎完全出自智化的妥善统筹和巧妙安排。智化做事，更多地是使用头脑，而非武功。实际上按书中的记载，智化的武功并不见得如何高明，应该算是三侠中最弱的一个，他甚至连固定的兵器都没有，有时使刀，有时用剑，危急时连石子都可以充当武器。而这一点恰恰反映出他的机灵百变，在武学上的融会贯通，也说明智慧比武功有用得多。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不仅是战争的极至，也是武功的极至，更是武侠的极至。而达到这个极至，智化凭借的是出人意表的行事方法。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做事不择手段。智化行事，从不考虑其方法是否符合社会规范，甚至不讲求是否符合江湖道义，他要的仅只是正义的目的和圆满的结局。这是极其典型的道教“不受世俗礼法限制”思想的体现。智化的这一思想底蕴，使得他逾越了北侠无法挣脱的拘束，成为一个活泼的人物。 
    这里还要说的是：钟雄之所以归降，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受过智化大恩，出于江湖道义，他不能向智化等出手，也不仅仅是因为受到众侠士的义气感召，更大的可能是慑服于智化的过人才智。套用书中柳青评论蒋平的一句话来表述钟雄此刻的心理，就是：“他已经把我都捉摸透了，我还合他闹什么？” 

4． 三侠的命运及作者思想的发展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其性格和所处环境决定的，并且与其少时所受的教育密不可分，《三侠五义》中的三位侠客莫不如是。而从对这三位侠客的性格、命运的记叙中，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发展。
    在最初塑造展昭这一人物时，作者心中的“大义”基本上还是儒家治国安邦、忠君泽民那一套理论。在展昭“入世”之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社会礼法的约束，作者觉悟到了这个人物的局限，或者说，他领悟到了社会制度对维护正义之举的限制，于是又塑造了欧阳春这一人物。
    从南侠到北侠，侠客的性格发展，可说是作者思想水平的一个提高，显示出一种历尽沧桑，归于平淡的超脱。在他的笔下，行侠仗义已不仅仅是要“维护秩序”，而已扩展到了“以武犯禁”，打破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侠者们的行径，也不仅仅是从前的“以杀止杀”，而上升到“教化为先”，也就是说，从儒家的“治国安邦”上升到了佛家的“普渡众生”。对于人们行为的判定，标准已从“社会秩序”变为道德规范。
    但是，行侠仗义单靠高强的武功和慈悲为怀还是不够。展昭为官职所累，北侠为盛名所缚，或多或少都有他们的局限。作者认识到，不仅社会礼法对于做事有限制，连人物本身的性格也对其行事有限制，为了打破这种局限，他又推出了心目中大智大勇的人物--智化。 
    从北侠到智化，可说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又一次提升，显示出原本淡泊明志的侠士不甘无为，以民为重的情怀。作者对于智化这个人物的设定是：“料事如神，机谋严密”（九十八回）。借助白玉堂的穿针引线，作者已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北侠武功高于南侠，气度高于南侠，标格高于南侠。然而，面对君山之困，南侠中计遭擒，北侠亦束手无策，智化却不费一兵一卒，就使得钟雄率众归降，足以说明智化处理问题手段高超。 
    到了这个时候，作者不仅对于社会规范是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去看待了，甚至对于道德规范都有了取舍。
应该说，儒、佛、道这三教的理论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作者在《三侠五义》这本书中对其阐述的角度，尤其是在应用方面有所不同：儒家理论多用于治理国家，佛家教义多在于教化社会，道家的学说更多地则在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体察与思索，即跳出人类社会这个小圈子，来俯视社会，并重新衡量利弊，决定取舍。作者对这三种哲学思想深入思考后的结论是：它们的最高境界就在于一个“侠”字。
    经由三侠而反映三种哲学思想，结合《小五义》和《续小五义》来看，作者是在讲述他们的结局时将其写作意图交代出来的。南侠后来升了官，实授三品带刀护卫之职；北侠奉旨在大相国寺出家，号“保宋和尚”；智化拜云中鹤魏真为师兄，做了道士。 
    儒、佛二教，历来为统治者所推崇，故展昭和欧阳春的名号，都冠以“侠”字，他们走的是“白道”；道教虽然算起来是中国的“国教”，却不是封建统治者赞赏推行的，所以智化走的，是“黑道”，他是不挂名（即未直接接受策封）的侠士。由于道家倡导狂放不羁、蔑视礼法权贵的思想，比儒、佛两家更具有“人性解放”的意味，所以在“道侠”智化身上，有比南北二侠更为洒脱超然的色彩，其本身也成为侠义公案小说中一个最为独特、亮丽的形象。 
    在以三侠之行为诠释“三教”教义的同时，作者也表达了他对这三家理论的好恶。展昭金殿试艺，接受官职，在一般当时一般读者眼中，是值得推许和效仿的，可是作者却通过“北侠处处高于南侠”这一情节巧妙地表示，这不是他所赞许的做法。北侠奉旨出家，合理合法地告别了武林争斗和政治纠纷，也为最高统治者--皇帝所认同。这是他历经变故后的选择，颇有些无奈之意。智化做道士，则更为主动，破铜网阵之后立即出走，连进京面圣都不肯，本身就是对皇权的极大蔑视。透过这些对比，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认识是随着写作过程在逐步提高的。

三：五义与五常--《三侠五义》的无形暗线

    在《三侠五义》中，作者借三侠而论三教，以五义（即五鼠）而喻五常。所谓五鼠，指的是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和锦毛鼠白玉堂。作者不但通过描写五鼠的作为诠释了五常，更在其间表明了自己认定的“道”。
    五鼠中，卢方仁厚，得一“仁”字；韩彰重义，得一“义”字；徐庆不拘小礼节，但深明大义，亦即最根本的社会礼法规范，可得一“礼”字；蒋平足智多谋，可得一“智”字；白玉堂为寻按院印信而身死铜网阵，可见他把责任看得极重，重责任，正是“信”字的体现。
    作者所刻画的五义，卢方的仁厚、韩彰的重义和蒋平的足智多谋都写得分外出色传神，但对于徐庆的“守礼”却描述得并不完全--这个性格粗犷的汉子甚至不知礼貌为何物。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作者对于封建礼教并不完全赞同。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会有法律无法惩戒的恶人，而侠客义士们所做的，正是“以武犯禁”，惩恶扬善。这个“禁”字指的就是礼教，侠客义士们的出发点，显然不是礼教与社会规范，而是道德。作者对于“礼”，是有自己的标准的，他借由徐庆这个人物，将自己的内心意愿传达给了读者。
    此外，很令读者扼腕叹息的就是白玉堂的死。从书中的铺叙来看，白玉堂的悲剧结局完全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这恰恰印证了“性格即命运”这句名言。但他的死却正是使群豪得以同心协力，共商大计的导火线，也正是五义作为无形辅线作用最为明显的一处。
    然而，由于白玉堂惨死，五常因而少了一个“信”字，变得不完整了。
    但是，殊不知这正是作者巧运匠心设置的布局。
    白玉堂遇难的起因，在于按院颜查散丢失了印信。印信是官之所以为官的凭证，失印对于官来讲，是非同小可的事。如果忽略其表面意义和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在书中，这个事件实际上暗示着“官府失信”。
    官府失信导致了代表“信”的侠义之士惨死，从其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讲，是致使“江湖失信”，于是武林人士顿时分为两派，战争灾难迫在眉睫。这个危急时刻，只有精通自然之法、具有大智慧的人能够统帅黑白两道的豪杰，化解危机。
    在书中，完成这一任务的人是智化。
    与智化相比，蒋平的“智”多用于小处，而智化的智谋，均用于大处。以一己之力兼善天下，侠者的作用，在这里已从救助个别遇难者提升到治国安邦、泽福于民了。 
    但作者的目的，并不是写仁宗皇帝与襄阳王的派系斗争，而是写群雄聚义，为民出力。所以写到收服君山，《三侠五义》就结束了。
    虽然是通俗小说，但《三侠五义》并不低俗，其中包含着治国之道，为人之本，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
四：“侠义”思想是中国古代三教的最高境界，其中体现着“三教归一”
    《三侠五义》一书，以三侠之行径来阐述三教的理论，作者最终要表现的是“三教归一”的思想，并在书中指出，三教教义统一之处在于一个“侠”字。对于这个“侠”字，作者的理解是：铲除奸佞，救助良善，泽福于民。
    金庸先生说过：“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疾苦怒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就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至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
    任何小说，皆为表达感情的作品，也都是表现人为了生存、生活而斗争的作品，其精神底蕴，是描写人性，描写人类在自身的善与恶之间挣扎及对社会规范的赞同或与之的冲突。武侠小说异于其他小说之处在于：它所描写的斗争，都是采用极为直接的形式进行的；它对社会上的约束与规范，是采取一种反抗态度的。这就是“侠以武犯禁”的具体所指。而武侠小说中人物的善与恶，是依照人的本性来衡量，而非以其遵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来衡量的。因而，小说写到最后，“国家”、“民族”总会失去其意义，必须跳出人类社会这个小圈子，从更高的角度来重新为人类定位，判定行事的对错，即，重新确立道德标准。至此，侠客们所维护的，已不再是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规范，而是人民心中长存的道德了。
    任何一家学说，其产生根源都是对人类整体行为和社会规范乃至进程的思考与总结，其极至就是叙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包括社会秩序的标准。而所有学说，其最高境界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普天同乐，亦即使社会上大多数人安居乐业，过得平安、幸福。这就是侠者的使命，也即所谓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所以我们说，侠义思想是中国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
    大多数侠义公案小说里，“为国为民”的表现乃是“忠君”，这是那个时代小说的局限，也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局限。在《三侠五义》中，最初的篇章也带有这种烙印。然而写到后来，其文艺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书中的奸佞之徒，已不仅仅限于一方恶霸，而多是皇亲国戚，依仗权势，鱼肉百姓，侠客们乃于社会规范之外，对这些恶人依照道德标准施以惩处。而衡量起来，三侠的所作所为，无不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并将“以武犯禁”的“杀”转化为“救”，这一点，尤以智化表现最为突出。纵观全书，南侠、北侠，乃至双侠、小侠，甚至包括五义在内，所救助的“被欺凌者”和“弱小之民”，都是少数的，而智化兵不血刃，巧取君山，一来解除国家内忧，二免却生灵涂炭，方称得上大手笔，正所谓大侠本色。而君山一役，群雄聚啸，是侠义道的统一，也象征着儒、佛、道三教最高宗旨的统一。

    《三侠五义》的影响不仅见于其产生年代，更扩展到后世，直至当今。《三侠五义》开创了武侠小说的先河，自它产生问世，武侠小说盛行而渐成流派，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武侠文化。这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对于《三侠五义》这篇中国话本体长篇公案侠义小说的高峰之作，我们该给它一个公正的评价。

顺便贴点石玉昆的生平

    石玉昆，子弟书艺人，说书艺人。字振之，又称文光楼主，天津人，满族。据《立言画刊》民国三十一年(1942)一百八十七期玉五文《评书(三侠五义>》及《实月》半月刊1946年二至五期金受申文《北平的评书》介绍，身历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的老人们传讲，石玉昆幼年在礼王府内书房当差，伺候礼亲王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