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作家舒婷的亲情散文）
似乎是上天的安排，母亲去世时我刚成年，难以面对死亡的猝然掠夺，因有父亲的百般呵护，打击虽然如雷轰顶，心理终究没有留下太多阴影。去年初父亲溘然离去，我四十好多，仍然如婴失乳，几近崩溃。此时我已为人妇做人母，责任、亲情一身，三股绞缆虽然断二，犹存一股牢牢维系，我才能能够继续沉浮世事，不致迷失。
父亲是长子，我哥哥一生下就是长房长孙，光宗耀祖有望，祖父摆香案感谢上苍。从此老人眼中心中只有老哥。我出生那天并无祥云瑞雾，女未大就已不中留，与受冷落的母亲被接外公家将息。父亲终于畅所欲言，抱我在故宫路的深宅大院示威游行，口中念念有词：“女神，我的女神！”
常常自怨自艾：“老哥是香火，命根子；小妹是尾仔，娇娇女；惟我掐头去尾，居中的孩子讨人嫌。”父亲呵呵大笑，点着我的脑门揭短：“就你最淘，麻烦最多，从上到下没少气我。”
斗嘴是一回事，父亲最宠我，我俩心照不宣。
带我上街，大马路不走，非在沟沿蹦蹦跳跳；进植物园，大门不入，非要爬墙翻栏杆；别人的女儿乖乖树下捡落果，我却骑着一颤一颤的枝桠攀龙眼；去海边玩沙子，略一分神，我便溜走，在礁牙上滑一跤，小臂被锋利的牡蛎壳划开半尺长的血口子。父亲用他的大手帕扎紧，吓出一头汗水。“五岁的小人儿，以为又闯了大祸，咬牙不哭，把嘴唇都咬破了。”别的我都可以抵赖，惟此事因小臂伤痕依旧，只好顾左右而言其他。
母亲十八岁结婚，二十五岁生我妹妹时，从纤细脆弱发展到珠圆玉润，似为日后独挑一家重担完成体质上的储存。有父亲宽大的肩膀遮挡时，母亲可以无名地感伤，心神恍惚，手捧一本西方小说，优雅地临窗蹙眉凝思。而我们三兄妹撒欢父亲膝前，据说我时常熟门熟路眨眼间就爬到他脑袋上。同事问父亲：你大女儿和这三个小的年岁相差有十岁吧？父亲很开心：啊不，那是我太太。同事恍然，凑近耳边：难怪与孩子们不亲，是续弦的吧？
父亲作为右派补遗，使他工作的银行终于完成政治运动指标。他胸戴大红花，空着双手，在爆竹声中被匆匆塞上大卡车，说是劳动改造八个月，一去就是八年。父亲从西装笔挺的银行家贬谪为忍气吞声的囚徒，赤膊在三明露天煤矿探煤， 熬过铁丝网、岗哨、臭虫、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挣扎生存下来。亲情是父亲的首要精神支柱，其次是他的天性豁达乐观，然后是他少小离家求学求职，反哺年迈体衰的父母，扶持弟妹，荫护娇妻幼子所逼来的自救能力。
说母亲是娇妻一点不夸张，在教会女校里，她曾是钢琴、书法、插花和服装设计的高材生。要说理财持家，父亲有多精明能干，母亲就有多糊涂。天塌下来之后，哥哥早已被祖母接管，我原就是外婆的心肝，母亲决心带着妹妹自己谋生。那个年头里，知识妇女要找份高尚职业，非会计别无他途。毫无数字概念的母亲打起算盘也许和弹钢琴一样悦耳，但她赔钱比换钱多，还是流水般往劳改营寄炒面、猪油、衣服鞋袜，甚至极稀罕极昂贵的蛋糕。父亲收到包裹，心疼母亲的不切实际，更加珍惜地把长了寸长绿毛的蛋糕放在瓦片上烤烤吃了，奇怪的是不闹肚子。
某一天母亲又失账１５元，环视家徒四壁，顺手抓一本相册，携着妹妹搭车回厦门娘家。由大姨将赔款汇去。在厦门还是当会计，直到她病逝，她都在忍受这份磨人的与天性格格不入的工作。
父亲保存的家书中有一封署名是妹妹，另有括弧说明是我代笔，半文半白老气横秋，那时我上二年级，已经在啃《红楼梦》。还有一封是我的“鸡毛信”，因丢失学校图书馆的借书，需赔偿５块钱向父亲求援。记得我很快收到回信，先急不可耐抖出那５块钱，松了一口气，接着欣赏起写着“佩瑜我儿亲收”的信封，毕竟是完全属于我的第一封信。至于信纸上写的无非 是钱来之不易啦，好好读书啦，照顾妹妹啦等等为父之言，我其实不记得了。小小年纪就已见钱眼开，真不好意思。
八年的时间，我从一个惹祸不断的小淘气包长成桀骜不驯的少年。考中学之前，我在家附近的巷口，遇见一个皮肤黧黑，皱纹像刀刻的男人，他把一手帕包的鸡蛋使劲往我怀里塞，说：“功课紧张，补补身体。”我推开他，逃回家，气急败坏禀告外婆。外婆叹气：“那是你爸爸，可怜你都不记得他了。”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头发三七分，梳得油光水滑，雪白西装，白皮鞋，风度翩翩的呀。怎么会这样？衣服破旧也罢，头发枯槁也罢，偏偏内八字脚，还穿一双搽了白粉的力士鞋，白得刺眼而俗气，仿佛对往日好时光的谄媚和贿赂。
外婆家的洋楼处于厦门九条巷的八卦中心，我变换路线神出鬼没躲避我的亲生父亲，劳心劳力，竟然还能考上厦门一中。
周末在中学门口守候的不是父亲了，是哥哥。这几年来，学习优秀沉默懂事的哥哥是我们的偶像，由他代父亲来做统战工作，果然立竿见影。我永远不会忘记哥哥一手牵我一手拉妹妹，走向凤凰树夹荫的中山公园，远远先看见那双簌簌掉粉的白力士鞋，路标一样显眼，父亲在公园门口望眼欲穿。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父亲惟一允许自己的奢侈，平时干苦力，他趿拉着一双破军鞋。
父亲被改造掉的不仅有白西装、发蜡，还有家庭和公职。他期满回家之前，母亲经不起领导和社会压力，已和父亲协议离婚。带哥哥一起住鼓浪屿祖母家的父亲，幸运地碰上个颇通情达理的居委会，很快介绍了一份重体力劳动给他，一年后满街都是戴高帽的牛鬼蛇神，有政治污点的父亲每天如履薄冰，却侥幸逃过此劫。
渴望合家破镜重圆，忍受心中痛苦的父亲，拉起载货板车。从火车站到渡口约５公里，拉一趟挣８毛钱，每天两趟，四个来回，可以得一块六，不算少。上午和下午点心和豆浆４分加馒头３分，渡轮一毛钱，午餐半斤米饭两毛菜，这已去掉五毛二，还要扣去刮风下雨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不能生病。点心和午饭都是最低限度的体力补充，须知他每天拉数百斤重物，步行２０公里，又有多年胃病史。现在父亲的算盘拨来拨去虽然只有两位数，要在小数点后面节省零头，仍须发挥聪明才智哩。偶尔空车返回时，有人搬家求载个家具什么的，就是非法的额外收入。三五毛钱罢，虽然最多只有２块钱，已是天下掉下肉包子，父亲便大大破费买半斤红糖饼干，泡一杯茶末，怡然自得给自己压惊。
一分钱磨盘大的父亲，在火车站看到一位中年教师，拎件半新的绒衣向路人求抵押九块钱。说丢了火车票，急于回老家探母病。父亲拍出十块钱，用清秀的隶书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说：“钱借你，方便时还我，这也是血汗钱。穿上衣服吧，天冷。”那人不久即把钱邮来，同时还有一包裹，是上品红菰和笋干。
我身上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可以说是父亲的遗传。
当我齐整细密的乳牙脱落，继而长出一口杂乱无章板牙，祖母微微颔首：是姓龚的没错。外婆便不无惋惜着：怎么越长越像她父亲！接着在我身上显现的基因全与母系有关：近视眼、神经衰弱、瘦骨伶仃，以及无可救药的逻辑混乱。有外婆的庇护，我每月用于买冰棒、租连环画、看电影，包括丢失的钱，大概比爸爸的零用钱还多，可不到月底我就要“算计”妹妹的存钱扑满。
外婆替父亲养育了不谙世事做白日梦的小妻子，父亲感激不尽。然而体验过严酷生存斗争的父亲，眼看我母亲一经风暴就迅速凋谢，痛心疾首决意要他的小女儿翅膀硬一些，他很想让我们知道，他领我们上动物园，给我们买新式铅笔盒，送生日小礼物的钱是怎么挣来的；但又不忍让小姐妹俩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跟在他身后推车上坡。
其实我的哥哥和堂弟们，都自觉自愿当过父亲的义勇军。
父亲经常载货的木材公司看中父亲一手好算盘，请他当仓管员，正式评了个二级工。重操财政旧业父亲虽不必再马拉松竞走，但要清点原木和各种型号的模板，劳动仍然繁重。他说服我们姐妹俩暑假里到他工作的露天堆场去帮忙，拾捡遍地的碎木块。
不一会儿，我们的手指扎了刺，头发上脸蛋上沾满汗水和锯木屑，我因捉一只绿色大蚂蚱，袖子扯裂了，飘飘扬扬，翅膀一样。父亲脸上一直喜气洋洋。他犒赏我们六分钱一碗的花生浆和八分钱的大肉包。工作轻松有趣，点心好吃，还给外婆带回一麻袋折价的刨木花。父亲那样骄傲地介绍我们给他的工友；兴致勃勃带我们参观肮脏不堪的综合办公室，在他的糙木写字台上有我们的全家福；以及，父亲看我们狼吞虎咽时不觉咂着嘴的那份满足。
我似乎没有从父亲的精心策划中得到什么社会实践教育，但很可能从这一天起，我们完全认同了父亲。
上山下乡运动的铁扫帚把我们兄妹全赶到上杭山区，父亲收拾好东西，准备接通知随时与我们相聚。我们得知他的想法，吓坏了。在我们看来，举家迁来当农民，我们连回厦门探亲的机会也没有，招工更不要想。于是写信发电报竭力阻止。我们的恐慌影响不了父亲。他在三明劳改那八年，条件更恶劣都挺过来了，他可以照顾孩子们，并且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家人团聚。
木材公司按兵不动，父亲努力挣工资，轮到他源源不断给我们寄包裹。我们这个知青点都是应届生，学生气很重，六个人一锅吃饭，财产公开。有次父亲寄了个十五公斤重的木条箱，几个男孩拿扁挑翻山去公社扛回来。我照例把包裹往厨房大柜一扔，轮到谁烧饭，谁就伸手掏去。几天后接父亲信，说包裹里不但有三个梨还有月饼，方晓得不知不觉已过了中秋。赶快把包裹倒出来，梨流着黑水，月饼尚有希望，活学活用父亲当年烤蛋糕的经验，六个同伴围在大锅边煎月饼。月饼和鼻子都有点酸，每个人很仔细把饼屑送进嘴里。
插队期间我开始写诗。写过一首《我想有个家》，只记得其中几句：“哥哥吹笛子／爸爸爱喝茶／葡萄棚下妈妈养鸡鸭。”多年以后父亲还念叨，说这是我最好的诗可惜丢了，没有发表。
我再往下写的诗，就没有这么好看了，糟糕的是还流传出去，被谱成吉他曲。父亲虽然担忧，但经验告诉他，在淳朴的山民之间，我其实比较安全。我回城时外婆已去世，爸爸为我们姐妹设法租到祖母楼下一间１２平方米的卧室，他和哥哥仍然住在祖母客厅边。我进了工厂当炉前工，高温，重体力，三班倒，十分辛苦。一边失眠发烧一边夜夜读书写作，人瘦得只有４２公斤。我临街的八角房开始有文学青年来往，高谈阔论弄得路人皆知。
父亲和我开诚布公，要我烧掉诗稿，说我写那样的诗非常危险。我年轻气盛，拧着脖子：你就当没有我这女儿好了。不是还有哥哥妹妹吗？
父亲亲身体会过土改、反右、四清、文革历次运动，深知文字狱的厉害。他叹息着走开去：你以为出了事，我和你哥哥妹妹还能安然无恙么？
劝阻无望，父亲只好接受，而且全力支持。为了加强营养，不惜把他和我的伙食分出来另过（妹妹工作在福州）。祖母见父亲变着花样给胃口刁钻的我煲汤，替哥哥生气：哼，宠出个女儿王！其实连祖母给哥哥做两个荷包蛋，哥哥都要偷偷留一个给我。菜炒好了，父亲在我窗外逡巡，等我放下笔再叫吃饭。我惟一的家务是洗自己的衣服，连被子都是父亲戴上老花眼镜绗的。可以说当闺女时，我好像连厨房都很少进去。
嫁人时我已是专业作家，公公婆婆丈夫儿子，现代都市里可算大家庭了。买菜做饭带孩子，还有自虐式又洗又刷的洁癖，每天蓬头垢脸心浮气躁，何来诗情画意？常有亲友夸我而今做得一手好菜，有乃父之风。父亲心里难过，背地说我丈夫：“我养一个诗人女儿，你家里一管家媳妇。从前为了让她专心工作，连茶都是我替她斟好的。”
右派平反父亲即办了退休手续，虽然未补发三十年工资，但他原先的工资级别就很高，随着厦门经济发展，他的退休金水涨船高，日子一天天滋润起来。
“可惜你母亲不能起死回生！”父亲遗憾着。
我也曾试着劝父亲寻个老伴，他都摇头。我们未成家时，他怕委屈我们；儿女们分巢而居，他又担心家里有了不相干的人，我们有陌生感不愿回娘家。哥哥嫂嫂极孝顺，十七八年来住一起，锅盘都会交碰，他们却不曾跟老人顶撞过。小侄女成了父亲的精神支柱、生活中心和开心果。地位旁落的我心有不甘：老爸，你逢人夸的是嫂嫂不夸我也罢，有好吃的准是岚岚优先也罢，直到现在你都时常修理我，怎没听你说岚岚一个不字？
热爱生活的父亲（现在流行说法是重视生活质量）一旦手头宽绰，首先发扬光大的是他的美食天性。祖传的春卷、韭菜盒、红焖猪蹄、蟹粥鱼糜凤尾虾，一一真材实料精工细作起来；又“克隆”人家酒宴名肴，朋友饭桌偷艺，篡改旅行中见习的南北风味；甚至手持一部古龙的武侠小说，依样画葫芦仿真一品“翡翠鸡”。每个周末召集儿孙们回去品尝，在我们中间掀起烹饪比学赶帮超。向来不拿锅铲的妹妹，短期突击，竟独树几帜招牌菜如香酥鹌鹑，家常卤面等，获父亲眉开眼笑奖。哥哥近水楼台，兼收集名家菜谱，每每有惊人表现，尤其嫂嫂打下手的时候。
精力充沛的父亲没有浪费晚年的美好时光。他以武侠小说为指南，独自访遍名山胜水；身上背的照相机不断更新换代，拍扬眉吐气的自己，拍躲着镜头的孩子们，还主动拍亲戚朋友，花钱冲洗后挨家挨户去分发；他培植的新品玫瑰曾是我的嫁妆，而他引为骄傲的“十八学士”茶花，则是我千辛万苦从德化连泥带盆运回的；他养的黄莺宛转娇啼得心花怒放；一只老鹦鹉，在父亲去世后得了失语症，寂寞时宁愿装猫叫。
父亲很以诗书传家为骄傲，对我详尽讲解族谱，其中不少传奇，可惜当时兴之所至，不及使用录音机。祖父收藏的金石书画，文革里几乎损失殆尽，侥幸箱底犹压几张伯祖父的扇面（伯祖父以画菊闻名，早年在日本举办过个展）。父亲以此为基础，四处求字求画，大多友情出演，毕竟财力有限。几件精品，父亲临终交给我，说惟此留我纪念。现挂在我的客厅，朝夕相伴。
父亲劝我焚稿时，他自己其实手痒，写不少格律诗。晚年他自号箴斋老人，辑诗成册，题《箴斋诗笺》，为访客问友必备礼品之一。有段时间他忙于参加“中华诗词学会”，在海内外发表诗词，入选这里那里的选本。父亲自有一帮文朋诗友，我有时回娘家，见三四青年，团团围坐，听父亲引经据典传授诗词格律。
有次文章写一半，挂电话问父亲，“及笄之年”是几岁，父亲回答了。电话放下十分钟，父亲抱着大《辞海》来我家，再跟我说“弱冠”，说“而立”，顺便摇头说我“家学不足”。
我很是惭愧，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