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奶奶
　　文/秦惑
　　
　　云端之下，有个地方叫沙地，一座南方小镇。听说那里的板鸭很有名，全国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还出口免检。倘是你不小心来到了小镇，还不小心找到了那间板鸭厂，你会发现，它在十五年前就倒闭了。厂子门前的那些枇杷树，叶子上积满了灰尘。院子里颓败不堪，寂静异常；如若集日，却是内急者的天堂，人声鼎沸，往来如织。
　　第一次见到杨四奶奶，便是在板鸭厂门口，我只有八岁，尾随母亲来赶集的。当时板鸭厂似乎还没倒闭，从初秋开始，由外面经过便能闻到板鸭的香味。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笑容满脸地从板鸭厂门口走了出来，一边系着裤带子，一边跟我母亲打招呼，俊兰啊，你儿子都这么大啦，好福气呀。母亲笑了笑，让我叫杨四奶奶。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句，杨四奶奶大笑着夸我聪明，还从长条形的竹篮里给我找来两根甘蔗。
　　杨四奶奶和我家同在一座村庄，不过，我家在村头，她家在村尾的深山里。她家的后山，是一片偌大的竹子林，在春天的时候，据说有野猪来偷吃竹笋，还有刺猬。杨四奶奶是个寡妇，听村里人说，还是大集体的时候，她丈夫就死了。关于她丈夫的死，好像是受不了红卫兵的毒打和批斗，跳水库自杀的。在暗地里，也有人说是杨四奶奶八字太硬、命里克夫。
　　她丈夫死后，留下一女两男三个孩子。有人劝她改嫁，但不知怎么，到底还是没有。父亲说，年轻时候，那老婆子可里拉了。“里拉”是客家话，近乎“麻烦”的意思，也不尽然。母亲跟我说到那样一件事――杨四奶奶年轻时候的事。
　　那时候都是靠工分过日子。“工分”这东西对很多八十后、九十后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对七十年代以及之前出生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工分原是农村互助组组员相互换工的计算单位，后在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中用来计算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量和劳动报酬。父亲说，“工分就是命，命就是狗屎”。
　　杨四奶奶每天都起得很早，但上工的时候，每天都得迟到，因为她在家里编竹篮，编着编着就忘记了。一两次也就算了，毕竟她是个寡妇，但天天如此，社员们实在看不过去了，嚷嚷着要记工员扣她的工分。杨四奶奶哇一声哭开了，一个人坐在田埂上，边哭边诉说，我的命好苦啊，老头子死了没烦恼啦，我也死了好了，可怜我的三个孩子啊。杨四奶奶越说越动情，眼泪止不住地流，众人看了与心不忍，扣工分的事只好就此算了。记工员叮嘱着，明天可不能再迟到啊。杨四奶奶破涕为笑，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明天我肯定比谁都早。
　　但第二天，杨四奶奶又迟到了。昨天嚷嚷着扣她工分的人，又嚷嚷了起来，杨四奶奶只好故技重施，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又哭又闹，别人都干活去了，她还在那里呜呜呜地哭个没完没了。几次三番下来，众人也拿她没办法，都说，唉，算了吧，她一个寡妇带三个孩子也不容易。与其让她坐在田埂上磨洋工式地哭闹，还不如下地里来干活，迟到就迟到吧，总比迟到了还不干活强啊。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杨四奶奶理所当然地迟到了。
　　每逢集日，杨四奶奶挑着一担编好的竹篮子，屁股扭啊扭地赶集去了，看得村子里的男人们心旌摇荡。有个叫郭世林的男人，鼓起勇气，在杨四奶奶扭动的屁股上轻轻地捏了一把。之后，只要杨四奶奶家有什么重活累活，都能看见郭世林的影子。隔日，男人们见着郭世林，哈哈大笑着说，昨晚累坏了吧。倘若遇着杨四奶奶，则说，杨嫂啊，你家的床没坏吧，怎么昨晚叽啊叽啊地响个没完呀。
　　对我来说，那些都是非常久远的事情。关于村庄的历史，我时常一翻就是好几页，错过的将不再提起。杨四奶奶的女儿，比我父亲长六岁，与我母亲一个年纪。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经媒人介绍，杨四奶奶把女儿许配给了一个裁缝师傅，条件是教会她大儿子做裁缝。大儿子头脑灵活，数月不到就学了个通透，回家后大肆发表他准姐夫的负面言论。杨四奶奶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好宣布悔婚。不久，又将女儿许配给了邻县的一位木匠师傅，条件是教会她二儿子做木匠。村里人说，杨四奶奶可聪明了，单凭一个女儿，就把两个儿子将来的饭碗都给拿回来了。
　　在我年纪稍大一些的时候，母亲经常带着我一起前往深山里砍柴。路过杨四奶奶家，她正在院子里编竹篮，招呼我们过去玩一会儿，给我们端来好吃的桃子干、李子干。我往口袋里抓上几把，趁母亲和她聊天之际，屁颠屁颠地四处乱逛。杨四奶奶家的房子，粉刷得非常漂亮，屋檐下是堆砌整齐的青石台阶。大厅里还装了屏风，上面挂着观音送子图，屏风上方的镂空木雕更是引人注目。两边的墙壁贴着十大元帅，彭德怀、陈毅、叶剑英……但没找到林彪。
　　我回到院子里，母亲和杨四奶奶还在谈论着什么。杨四奶奶说，我大儿子在广州制衣厂当师傅，可挣钱了。俊兰，你知道广州在哪儿吗，在南边呢，那里满地都是票子呀。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们村庄，杨四奶奶的大儿子――杨承荣似乎是第一批外出打工的人。那年正月，杨承荣扛着缝纫机从我家门口走过，我们一堆小孩子围了上去，嚷嚷着，荣仔，又上谁家做裁缝去啊。杨承荣回嚷着，不给你们做衣服了，我到广州去，得挣钱讨老婆啦。到了年底，杨承荣西装革履的从门外经过，怀里抱着一个纸箱子，却没看见他的缝纫机。第二天，村子里传遍了，杨四奶奶家买电视机啦。众人争先恐后地跑去看个究竟，我也去了。
　　电视机端端正正地放在屏风下方的神台上，外壳上写着“金利普”三个字，还有Made in China――我们以为是汉语拼音，读作“妈的，一恩池娜”。而后设想着，有一个叫一恩池娜的外国女人，得罪了一个造电视机的中国男人，于是，中国男人将骂她的话写在了电视机上。看了一会儿，我们嚷嚷了起来，荣仔，放电视来看啊。杨承荣摆了摆手，说，电都没有，放什么电视啊。吃过午饭，杨承荣跑去小镇买回一台小型的水力发电机。当天晚上，《封神榜》里的姜子牙飘进了我的梦境。在此之后，杨四奶奶家经常是门庭若市。倘若去得足够早，杨四奶奶还在炒菜，那个叫郭世林的老人，蜷在灶角里折着枯树枝，帮忙生火。
　　新年过去了，杨承荣再次离开了村庄，一起离开的，还有他弟弟和村子里几个年轻人。他们都去了广州，那座满地都是票子的城市。赶集的时候，杨四奶奶总不忘给我们带点吃的，常见的有柑橘、甘蔗，倘若嘴巴足够甜，多叫两声杨四奶奶，再说几句好听的，就能得到花生糖和水果冻。给完了，杨四奶奶还不忘喊两句，都来我家看电视啊，又有新的电视剧呢，《一代女皇》，蛮好看的。我们应着，好呀，一定会来的。但我们并不去的，因为旁边有户人家买了电视机，虽不如杨四奶奶热情，甚至偶尔还来两句奚落你的话，可毕竟不用跑那么远的路――从村头到村尾的深山里，起码得走半小时，如若是春夏时节，小路上还可能有毒蛇。
　　没过几年，小镇的电线拉进了村子，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电灯。黑白电视机也逐渐普及开了，有些人家特意把声音调得老高，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家也买电视机了。杨四奶奶从院墙外走过，探起头看了看，主人跑出来招呼说，杨四奶奶，来我家看电视啊，新买的呢，比以前的更先进哦。杨四奶奶笑了笑，说，老啦，看不清电视啦。说完，冲冲走远了，俨然是不高兴。院子里的人很不屑地嘀咕着，这个老寡妇，你家那破电视满屏的雪花，还看什么呀。
　　杨四奶奶停在一群玩泥巴的小孩跟前，给他们花生糖、水果冻。等他们吃完了，杨四奶奶像当年招呼我们那样招呼他们，走，到我家看电视去。但他们比我们直接，我家买新电视机了。杨四奶奶显得有点尴尬，转而却说，好好好，不去算了，我家小松会陪我看的。小松是她的孙子――大儿子杨承荣的儿子，快三岁了。
　　念初中以后，我极少见到杨四奶奶。初三那年的暑假，与母亲去深山里砍竹子，路过杨四奶奶家的时候，她正和二儿媳吵架，原由不详。我问母亲，她们经常吵架呀。母亲笑了笑，说，吵架呀，还打架呢。从母亲那里得知，初夏的时候，杨四奶奶被二儿媳打伤了左腿。她儿子不管吗？我问。管得了吗，再说了，现在的人呀，有了媳妇没了娘，还怎么会管呢。母亲苦笑。
　　在我逐渐成长的岁月里，也逐渐远离了我的故乡。以往熟悉的人和事，在距离中变得模糊，变得陌生，最终被遗忘。一晃十余年过去了，岁末还乡，在喧嚣的鞭炮声里，也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杨四奶奶。杨四奶奶怎么样了？我问父亲。好可怜噢。父亲直摇头，大儿子一年到头不着家，二儿子搬去了镇里，也不睬她了。
　　去年初秋，她在山里放牛，摔断了腿，如果不是她孙子小松，被豺狼吃掉了都没人知道哦。天都快黑了，小松背着他奶奶，一路哭喊着走出深山。父亲说着，燃了根香烟，咳嗽了两声。我顿了顿嗓子，问，那她的脚好点了没？好是好了，但走不得了。父亲淡淡地说。她上辈子作什么孽了，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儿子，那么没良心。
　　那她女儿呢，不能把她接去吗。我满脸疑惑。
　　有儿子还要女儿养，说得过去吗！父亲理直气壮地说。
　　父亲的话，让我无从辩驳。在我的故乡，养儿防老，仍是千年不变的真理。后来得知，杨四奶奶的女儿也想将她接过去，但杨四奶奶并不愿去。让人费解，倘细想起来，也不难理解。
　　小松断奶后，父母几乎没在过家里，从小就由杨四奶奶带大。在我的记忆里，经常会闪现那样的画面：杨四奶奶挑着几只竹篮，小松穿着开裆裤，跟在身后。杨四奶奶逢人便说，那是我孙子小松呀。路人忙夸她好福气，孙子都这么大啦。杨四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接着说她孙子可伶俐了，都会帮忙生火煮饭了呢。杨四奶奶若住了女儿家，那就留小松一个人在家了，莫非也去？一两次还行，去多了就不好说，毕竟他父母健在。
　　我又想起了杨承荣，杨四奶奶的大儿子，第一个走出村庄的人。在一个我已无法确定的年份，他挺着啤酒肚回到了故乡，他老婆跟在后面。我们都说，荣仔，你胖啦，当大老板啦。杨承荣春风满面，说，哈哈，是嘛。天黑之前，杨承荣在广州开制衣厂的消息传遍了村庄。第二年开春，制衣厂倒闭的消息也传遍了村庄。而在此之后，杨承荣似乎没再回过村庄，新年也一样。
　　杨承荣好像有七八年没回家了。我说。
　　鬼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父亲说。小松考上高中了，杨承荣打了个电话到我们家――他家没装电话。小松一句话也没说，只在电话机旁一个劲哭，哭完就走了。傍晚时分，杨四奶奶拄着拐杖，来到我们家，在电话里呼天抢地了一阵。他杨承荣老说自己多有钱，却连根独苗读高中都供不起，谁信啊。
　　正月初三，我打着约小松玩牌的幌子，跑去了深山里。走进那座院子，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墙壁上，石灰早已破败；屋檐下，挂遍了蛛网；青石台阶，爬满了苔藓。小松在家吗，我试探着喊了一声。没人应答。小松在家吗？仍是没人应答。
　　我走进大厅，一股霉味扑鼻而来，让人作呕。屏风上的观音送子图，早已褪色泛黄，有个角脱落了，斜斜地耷拉着。两壁的十大元帅，布满了尘灰，被虫豸咬得千疮百孔。镂空木雕也在潮湿的空气里，长出了青霉，扭曲变形。小松在家吗。我喊得大声了许多。谁呀。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我忙跑了出来，站在青石台阶上。一个破旧的毛线帽，从厨房门口探了出来。良久，毛线帽微微地侧着，露出一双空壳似的眼睛，盯着我看。杨四奶奶？我很不确定地喊着，惊慌失措。小松，回来啦，累坏了吧，叫你别去砍柴了，奶奶还砍得动。她念叨着。我愣了一下，忙说，奶奶，我不累的。说完，忍不住眼泪。
　　就在这时，小松挑着两捆柴火走进了院子。见我来了，满脸歉意笑了笑，说，我奶奶……她，你别介意，来，屋里坐。说完，扔下柴火，领我到大厅。他抽出两支“南方牌”香烟，一支叼嘴里，熟练地燃着了，随手递给我一支。读高二了？我问。
　　嗯。他猛吸了一口烟。
　　文科？理科？我问。
　　理科。他说。
　　之后，我看了他的成绩册，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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