狷狂的风流
　　
　　巴山蜀水的奇险峻秀，夷风巫术的强悍流行，道教文化的玄幻空灵，以及地理空间的相对闭塞和远离王道的状态疏离，都使得四川是最适宜培养风流，张扬个性的地方。当年司马相如说“大丈夫不坐驷马,不过此桥”的狠话；扬雄冷言说作赋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李太白借醉使高力士殿上脱靴；苏东坡的满肚子不合时宜；苏舜钦之以伎乐娱神；李宗吾自封厚黑教主；“蜀中诗怪”孙静轩自称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等，都是蜀地特有的“不羁”世风，都是蜀地与众不同的文化个性。
　　
　　有意思的是，蜀中秀才多自诩为鬼才。读书人的鬼气，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气质，是与高级老乡如李白，如苏东坡等大师级的“仙气”和“灵心”比而下之的自我界定和暗示。这种气质影响下的文章，求奇求险，求空灵求生动，求义理之绝妙，求回味之无穷。同时，它也影响了文人本身。巴蜀的文化人便多以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狂傲不羁的形象著称。
　　
　　这种标新立异的文化传统和惊世骇俗的文化明星，极大影响了蜀地文化的精神气质和集体人格。从正面意义讲，渴望与众不同，是自我意识强健的表征。而且这种渴望的动力，来自一种对历史遗产的自觉认同和传承，以及一种文化使命的自愿担当和背负。
　　诗人海子对成都诗人朋友谈及成都印象时，便颇有意趣地说：“你们成都的植物太嚣张”。海子的话，也再次印证了成都文林有着令人敬畏的茂盛诗意和汹涌才情。于是，成都便可以坦然而自信地树起诗歌的旗帜，打造出一个现代诗歌复兴的“圣地”。当年，一本名叫《星星》的地方诗刊，就曾以先锋的姿态，吸引来大半当代中国有名的诗人竞相争“秀”。如北岛、顾城、舒婷等，都曾以诗歌的名义，拜访过成都，并以诗歌的火把，点燃过成都的激情。譬如1986年，当《星星》评出中国十佳诗人时，颁奖当天可谓盛况空前。作协大楼里人流如潮，会场外挤满了观众，争睹“超级诗男”、“超级诗女”的风采。当时，诗人们在成都新声剧场举行诗歌朗诵会，一位诗人面对黑压压的观众，膨胀的激情使他产生幻象，于是挥动手臂，像个伟人一样，高喊一声：“我的人民呀！”便昏倒在地。这位可爱的诗人，以一种晕倒的“行为艺术”，证明了嚣张的诗人，骨子还是矫情和媚俗。在非理性的时代和群众面前，盆地地理养育的蜀地文人是何等的虚弱和虚荣。
　　
　　四川有一句古话：“出川一条龙，在川一条虫”。也就是说，他们唯有“仗剑出游”，冲出逼仄的巴山蜀水，海阔天空里，方显风流才子真本色。因此，走出去的四川文人，也总能成就一种的大气象，司马相如、扬雄如是，李白、苏东坡如是，郭沫若、巴金也如是。可若是迷困在巫山云雨间，沉醉于芙蓉美酒里，血性难抑，郁气难出，自然使得成都小文人只能在鬼气阴柔与脂粉艳丽的交融混杂中沉沦，或在地域偏狭及才情过剩的矛盾对抗中佯狂。于是，他们在文化性格上养成爱使性子，端架子，争面子的毛病。生活上，撒泼逞强，争风吃醋，装疯卖傻，“糜烂”得一蹋糊涂；文坛上，抢山头、拜把子，搞沙龙、弄派对，“暧昧”得乱七八糟。诗人留给这座城市的，佳话越来越少，倒是以“先锋”和“实验”的名义，惹来一些闹剧和笑话。巴蜀文人历来就有强烈的表现欲及媚俗倾向。而这恰是极不自信的心态与强烈的自恋情结混合的矛盾产物。在此基础上的狂傲，再是有天没地，也实在谈不上风流，算不得潇洒。
　　
　　自然，这些现象只是“小圈子”的闹腾，充其量也不过“死水微澜”罢了。好在是，现代经济的繁荣，交通的便捷以及信息的发达，使得地理环境不再成为文化的障碍，“扁平的世界”使得成都也有了更多的可能和机会。这座“金城石郭，既丽且崇”的城市，与时代俱进，和世界同步，焕发出新的光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文人，一样拥有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胸怀，他们一方面在慢悠悠的生活节奏中，细细磨研生活的感悟，一方面又以火辣辣的先锋姿态，急急争取时代的光彩。
　　
　　纵是时代如何变幻，纵是世界怎样发展，成都永远都是那座充满浪漫诗意和别致风流的成都。华丽的诗歌曾经记录了城市的历史，装点了城市的门面，也维护了城市的文脉，提升了城市的品味。并在时光的流逝中，渐渐融入城市的集体人格里，幻化成一种闲雅的城市格调，一种从容的市民气质。这座名叫成都的城市，也因此永远雅得有趣，俗得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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