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窥视者和凭吊者
　　――评田耳小说《衣钵》
　　 文/ 唐叛
　　
　　土地与村庄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毫无疑义的核心母体。自从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提出“乡土文学”以来，中国文坛的乡土叙事视觉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并逐渐走向两极：乡村的妖魔化与乌托邦化。在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干扰下，中国的乡土文学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软化为政治气象的应声器或地域文化的温度计，执着于对社会潮流及现象的全景扫描或沉溺于对地域特色的展现，缺乏对个体生命状态的刻画和精神探求，这为“乡土文学的终结”发出危险的预警信号。近年来，城市文学的兴起以摧枯拉朽之势占据了重要的文学版面，从侧面为乡土文学奏响了哀歌，而“打工文学”蛰居于城市的阴影之下，它实际是乡土文学的一个变种，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他们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寻找生活的出路，他们是乡村的代言人，城市的寄宿者，“打工文学”的表达重心是乡村流放者对土地的依赖与怀念与对城市的宴想与恐惧，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逃跑，是乡土文学对城市文学的投降。那么，当代乡土中国叙事路在何方？从田耳的《衣钵》可以看出，他为乡土文学的继续前行做了非凡的努力，作者放弃了道德批判和主观感情的介入，以纯文本的形式呈现了本真的乡村生活情态，为乡村的妖魔化与乌托邦化做了一次从容的文学辨证。
　　
　　《衣钵》是一个简单而别致的小说。小说主人公李可与大学同学王俐维一起回乡，王俐维去了市电视台实习，李可联系实习未果，于是在经历了拒绝、理解、认同的心理过程之后，跟随父亲实习做道士，戏剧性的是，他的父亲在李可完成入门仪式之后就摔死在一道跳过了千万次的坎里，李可的第一个道场就做给了他的父亲，顺理成章接下了父亲的衣钵。李可的父亲以死亡的方式完成了对李可的道士身份的加冕，“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中蕴含着一种捉摸不定的悲情气息和反讽色彩。李可是土地的儿子，虽然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经历了现代科学观念的洗涤，但他的精神命脉仍然根植于土地，所以儿时妄想离家出走的叛逆与学做道士之前对父亲意愿的反抗与否定，其根源仍归咎于时代的车轮轧出的代沟。因为“父”的权威对未成年者和自由意志不成熟者造成永久的压迫和禁锢，有如生命本身的烙印。“父亲”正是日常生活忠实的守护人，要从日常生活中出走，要反叛现实生活，与“父亲”的冲突在所难免。反抗是他们表述自我期望的唯一方式，然而这种对父权的反抗最终是彻底认同，反抗异化成为一种深度的热爱。所以在儿时因为出走而受罚之后，李可最后还是自觉地跪下，并认为“暂时还是不去北京了，原来家里的饭也是很好吃的”，所以他会觉得每当跟父亲在一起一言不发的时候，他便能感受到“祭祀般的神圣”。 在做仪式前的一个晚上，李可独自在山上冥想，“冷静下来，他发现头脑里对于事实和虚幻的认识依然是如此分明，但不知何时两者已经能够融洽地共处了……相信父亲！这话李可在心里说了若干遍”。李可最终认同了父亲以及他的道士身份，作者通过对其内心精神世界的剖析以及挣扎的凸显描摹了两代人的思想代沟走向了弥合，以及乡村固有的精神传统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终极归宿。
　　
　　倘若李可去除大学生的身份，那么整个文本则显得无比的寻常和平庸。随着商业文明的狂风肆虐，大学的扩招也是商业化的一个指向，就业问题异常沉重地甩在了我们面前，弥尔顿在《失乐园》中说道“去认识吧/日常生活摆在我们面前的/那正是首要的智慧”，很显然，作者从日常生活出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严峻的社会症状，通过对个体生命状态的刻画溢出乡村生存哲学的现代性精神焦虑。富有继承性与自足性的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碰撞则必然导致某一方的牺牲与妥协，这也为李可的命运落下了注脚。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内两个不同属性的生存空间，因其异质性使得彼此成为想象与向往的乌托邦对象。因此，李可在五、六岁时就有了对城市的向往，他试图逃离乡村，从封闭、贫穷、落后的土地上走向城市，“北京”成为童年记忆的城市符号，但慑于父亲的权威而未能得逞。进入大学以后，因为实习的问题，李可又重新回到乡村，并开始逐渐意识到城市的冷酷，他实际是乡村与城市的二度流放者，附贴于青春的梦想与追求被乡村与城市的矛盾架空，兼有反抗乡村生存现状与恐惧城市生活的双重悲悯气质。而李可的女朋友王俐维与他恰恰相反，她的意识中呈现的乡村是青山绿水世外桃源的理想景象，这种乌托邦式的想像最终要面临的是生存的苦难，乡村与城市的对立，想像与真实的对质，使得她男耕女织的理想主义愿望必然破产。并且，在以繁殖为主要任务的乡村婚配观念下，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属于城市的奢侈品，它不可能在弥漫着生存困惑的土地上找到它应有的位置。严家炎说：“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对乡土的叙述无法通过民间或乡土自身来完成，它必须借助一种外来的、异己的力量。对于田耳的《衣钵》而言，这种“异己的力量”可以具体为“实习”，这种现代化的产物在文本舒缓的叙事韵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作者将自身由乡村到城市的迁徙过程直接让主人公李可来完成，通过对城市文明衍生的精神焦虑和生存困境的探析，回望乡村生活的疲惫与自在，作者隐约地表现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无奈和满足感。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交锋最终达成了相互妥协，李可心甘情愿地接下了父亲的衣钵，“他明白，只要在这里留一天，自己就是个很不错的道士……他看见或者听见母亲是在一个熟悉的地方，一声声喊他，他正要走向那里”，王俐维去了市电视台实习，退到了青山以外，继续着自己的市民生活。
　　
　　地域文化特色是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标签，它是乡土小说不容回避的书写内容。乡土小说研究专家丁帆认为：“乡土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应该是它构成的重要内涵，是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内容，也同时构成了乡土小说作为地域文化的审美差异性，使乡土小说成为一种包容多种地域文化差异性的地域文化特征小说”。就《衣钵》而言，田耳作为乡村生活的参与者和在场者，在文本中对地域文化色彩做了细致的描述，他抽身而出，用敏感的艺术触觉直达乡村生活的内部，以旁观者的身份为读者展开一幅奇异的地域风情画卷，那些隐形或显形的地方风俗、神秘的祭祀和仪式、纷繁错综的乡村说唱编码，它们汇成了乡村生活的精神图谱，游走在乡村民众的内在心灵的核心地带，彰显着乡村民众的精神诉求和寄托。地域风物的介入也给文本带来了独特的审美差异性，并延续了艺术的生命周期，因为“艺术的真正生命就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与描述”。
　　
　　民间信仰一直是乡村生活的精神避难所，生存的艰难和蒙昧的观念使乡村民众产生对神的高度敬畏，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现象的非理性反应，为求得自身遭遇的合法解释，道士显然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业，指引着乡村生活的精神皈依。李可的父亲认为他毕生的事业是“在和一群看不见的狗作斗争”，这包含着浓重的魔幻主义色彩，狗作为一种乡村随处可见的畜类俨然成为他潜意识中的职业对手，他将自己放在一个神圣的位置，将自己的“工作对象”物化成“看不见的狗”，用以强化自我的自信。然而，在民间信仰已达成普遍认同的村庄，这只是一种虚无的自信，对于道士而言，“看不见的狗”是一种“潜现实”，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为了让乡村民众摆脱生存苦难纠缠的愿望得以实现，他必须维持这种神秘感和虚无感，这也是他作为道士存在的理由。基于民间信仰的虚无，李可与父亲的知识系统是根本对立的，他在大学接受的是唯物主义的知识体系，它们甚至是相互贬低的对象，但在经过父亲的耳濡目染与口传心授之后，李可突然发觉现实与虚幻的界限开始变得暧昧不明，从书本上接受到的现代性知识与依靠仪式表现的神秘巫术最终在他的内心达成了和解，他开始觉得“读中文系的去当道士也算是专业对口”，他甚至感觉自己的专业知识能为道士的“职业技能”提供帮助。根深蒂固的民间精神信仰与无法剥离的血缘关系让他停止了内心的挣扎，摆脱了双重的精神挤压，道士这个被人尊敬的职业也开始让他触摸到了崇高的心理幻影。李可对道士的理解与认同本质上是对“父权”的认同，对土地的认同。
　　
　　回避了乡土文学业已成型的苦难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的固有模式，作者田耳以全新的书写姿态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乡村，然而他并没有企图以特定的生存标本影射整个社会生态，也没有试图做宏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者与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而是执着于个体生存命运的把脉与解剖，在沉静而坚实的叙述背后隐含着一种锋芒毕露的情感力量，以一种内敛而不矜持的态势刺进人的灵魂深处，以个人的方式发出了个人的声音，对自我真实和生存真相的追问，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拷问。由此，我们不得不想到，李可作为大学生，他是否应该成为道士的衣钵传人？在现代人的多元价值取向面前，这是一种进步还是退化？如果李可拒绝继承他父亲的衣钵，那么乡村的民俗文化是否就应该在来势汹汹的城镇化趋势中自然消亡？民间文化的传承该由谁来完成？这里浮现了一个现代文明发展结果下的悖论。李可经历了乡土的流放与回归，不同的是，他的流放是“有目的的流放”，大学是他暂时的处所，而民工潮的兴起则意味着乡村民众是被土地放逐的精神与肉体流浪者，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人类学学者严海蓉对于打工大军的勃兴有着深刻、冷静的分析：“我们的主流媒体和学术界从目前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看到的是解放和发展，尤其是农村青年一代的自我追求，看不到这是无奈的出走，而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李可作为父亲衣钵的继承人，他完成的是从城市到乡村的妥协性回归，相比民工潮，他进行的是反向行驶，农村青年一代的无奈出走导致了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那么，他们如果进行李可式的回归，结果会是怎样？作为乡村的窥视者和凭吊者，田耳为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
　　
　　在一个出版泛滥的消费时代，乡土小说似乎成为一个衣衫褴褛的文学遗孤，由高楼大厦和声色犬马编织而成的都市文学为臃肿沉滞的乡土文学现状吹起了沉没的号角。在这个中国作家进入为了稿费凑字数的年代，田耳以简约的叙事风格和敏锐的文学触觉为乡土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并未存在对乡土文学概念上的依赖，而是从乡村出发执着于对个体生命去向的关注和内在精神的探求，在平静的文本背后露出苦闷与忧虑的神色，独特的艺术选择让《衣钵》泰然自若地宣告了“乡土文学终结”论调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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